周恩来与书信频传留住了爱情最好的模样！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如著名作家冰心曾评价的：“周恩来付出的爱最多，他得到的爱也最多。”周恩来与相知极深，相爱也极深。革命者的浪漫不是狭隘的小情小爱，而是融入到了对人民、对国家的无私大爱中。两人之间的往来书信，承载着他们为共同理想而携手奋斗的岁月情深。
1947年的中秋夜，周恩来正给自己毕生的战友、同志、爱人写信。在信中，他写道：“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黄昏，月已东升，坐在一排石窑洞中的我，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对月怀人，不知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假使你正在作农村访问，那你一定是忙着和农家姑嫂姊妹谈心拉话；假使你正在准备下乡的材料，那你或有可能与中工委一起过一个农村秋节。不管怎样，一切话题总离不开土地改革和前线胜利。”
皓月当空，周恩来以纸笔畅舒胸臆：“九个年头了，似乎我们都是在一起过中秋的，这次分开，反显得比抗战头两年的分开大有不同。不仅因为我们都大了十岁，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为人民服务上得到了更真切的安慰。”
这年年初，党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行军途中，两人来往信件不断，有时，是在信里问：“托老杨带给你的信、笔、药、物不知收到未？念念！”有时，则是周恩来在纸上叮嘱：“目前阶段是长期内战，一切都要精简……你如路遇自己的行李，得便时仍可精简一些。”
即便情况危急，周恩来依旧保持镇定，寄信安慰：“延安天天来飞机，但是一个人也没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但知道，革命家也是普通人，并为他担心：“知你事较前忙，人较前瘦了，望你注意身体的健康，注意节劳与运动才好。匆草。把我的深刻的想念带给你……”
读这些信，会让人哭，让人笑，让人欣慰，又感到振奋。1947年那封中秋家信的最后，周恩来如此作结：“夜深月明，就此打住，留着余兴送我入梦。愿你安好。”
多年之后，回忆起年轻时有一天接到周恩来寄来的明信片，印着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还有一句话：“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此后半个多世纪，他们是心心相印的伴侣，更是风雨同舟的战友，两人之间最美的情话，都透着革命者的浪漫。“望你珍摄，吻你万千”，“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这是周恩来与在信中最常用的结尾。他们一同为革命事业奋斗过，一同对理想与信念孜孜追求，彼此间既有同志式的关心与叮嘱，也有夫妻间的伉俪情深。
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态度（摘录）
：被德国开除的保尔·列维于1922年出版卢森堡系狱时写下的未完成的手稿《俄国革命》。蔡特金写了《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态度》一文作为回应。
假如罗莎·卢森堡在她获得自由以后，不立即投身于这一革命事件的汹涌洪流之中，她也就不成其为罗莎·卢森堡了。不过，她并没有陶醉和沉迷于这一事件之中（多数派社会和独立社会领导人却是这样的，可是他们在11月9日的前夕还试图阻止这场革命，或者根本不相信它会发生）。与此相反，罗莎·卢森堡却以极大的毅力谙练地领导这场革命，让群众认清革命的意义，从而使认识模糊和动摇不定的暴乱者成为目标明确、坚定不移的革命者。多数派社会和独立社会的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力图把她主张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把她坚决反对国民会议和揭露资产阶级民主说成是一种一时的误解，是一种失于观察和考虑不慎的过错，是由于火热的激情压倒明澈的理智而造成的一种狂热迷恋，他们这样做，那是他们对罗莎·卢森堡的诽谤。在这位既敏锐又大胆的思想家那里，变成历史信念的思想决不是行动的烧剩的灰烬，而是激发行动的光芒四射的火焰。她对一些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改变了看法，这是她对历史情况和从中产生的劳动人民解放斗争的基本前提深思熟虑和善于洞察的结果。这种基本观点一经获得，就对罗莎·卢森堡在她有机会经历的几周革命里的活动起主导作用。这一活动就是通过无产阶级群众为进一步推动革命进行最坚决的、最勇于牺牲的斗争，而这又必须把无产阶级群众从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中解放出来，因为多数派社会人和独立社会人竞相给他们大量灌输这些幻想。这一行动在最广大的舆论界产生了结果，这方面极好的证据就是《红旗报》。它表明，罗莎·卢森堡凭她的睿智卓识，只需要经过略多于一周的独立思考，就能明确而肯定地回答由于十一月革命而在德国提上历史日程的问题：要苏维埃政权还是要国民会议，要资产阶级民主还是要革命，也就是说要国内战争还是要无产阶级专政。《红旗报》这面红旗在11月9日以斯巴达克派在深夜占领的《柏林地方公报》晚刊的形式第一次飘扬在无产阶级面前。由于技术上的困难，这份临时出版的第一号的革命内容还只限于很不全面地报道柏林政治革命的消息。而第二号则已宣告了要把政治革命提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心。报纸的头版头条消息就是公布已被选出的工人士兵苏维埃一致拟定的各项决议。其中写道：“全体男女工人于11月10日（星期日）上午十时在工厂开大会，选举工人苏维埃。妇女也有被选举权。（职员也算作工人）全体士兵同样在兵营和战地医院集合，选举士兵苏维埃……下午五时当选的工人士兵苏维埃在布施马戏院集合，选举临时政府。”[1]有一份《告柏林工人和士兵》的号召书对事件表明了态度，并提出一个纲领，内有无产阶级必须“以坚定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斗志”[2]实施的十项要求。其中第一条要求是“解除所有警察、全体军官以及没有站到新制度一边的士兵的武装，实行人民武装；一切武装起来的士兵和无产者要保持自己的武器。”[3]值得注意的还有如下要求：“（6）废除帝国国会和一切议会以及现存的帝国政府；在全国工人士兵苏维埃建立以前由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接管政府。（7）在整个德国选举产生唯一掌管立法和行政权的各工人士兵苏维埃。城乡所有成年劳动人民不分性别着手选举工人士兵苏维埃……（10）立即请俄国大使回到柏林。”[4]号召书没有署名，不是编辑部就是柏林斯巴达克小组写给工人和士兵的。接着刊登了《红旗报》（斯巴达克派）致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贺信。此外，这一号报纸还发表了斯巴达克小组向工厂集会、士兵苏维埃、工人苏维埃、工会大会和政治性的工人大会提出的各项议案。其中要求：“除其他最可靠和最勇敢的同志外，应派罗莎·卢森堡同志参加德国工人士兵中央苏维埃或这一级的正在筹建的另一机构的主席团。”[5]声名狼藉、低级庸俗的御用报纸[6]不得不改为《红旗报》，但仅仅出版了这两号。斯巴达克派对报纸的支配权迅速告终。正象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第一张布告郑重宣称的那样，这象征着在德国首先还应该由“秩序”和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来战胜无产阶级革命。《红旗报》在自己存在的一天期间坚定而明确地发出的主调，后来它是始终坚持的。这明确无误地表明：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和目的的“坏榜样”已开始败坏德国无产者的“好风尚了”。11月18日星期一《红旗报》重新出版（第3号），而且是斯巴达克同盟的中央机关报，主编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从此《红旗报》才从革命的报纸变成革命的主要机关报——革命的唯一的机关报。其他一些斯巴达克领导同志，尤其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参加撰稿是极其重要的，但假如没有罗莎·卢森堡参加撰稿，《红旗报》也就不会是这个《红旗报》了。她是报纸的活生生的灵魂，她使该报成为最鲜明、最坚定和最热情的革命喉舌，成为给奋勇向前的无产阶级指出明确目标的路标。多年的监狱生活和战争时期精神上受到的震动严重地损害了罗莎·卢森堡的健康，但她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不注意甚至苛刻地克制个人的需求，排除一切私念，而只是抱着一个伟大的期望和意愿完全投身于这项工作之中。她以高度的责任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努力使每一号《红旗报》尽可能清楚和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和表示它对革命提出的日常问题和日常要求所采取的态度。任何一篇短短的评论，只要在内容上和形式上未经罗莎·卢森堡同意和过目都不会发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要国民会议！不要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无产阶级的民主！要无产阶级专政！要社会革命！这就是《红旗报》向劳动群众提出的口号。这些口号表达了罗莎·卢森堡的信念，是罗莎·卢森堡写作的文章的实质和精华。事实上，难道她仅仅是在写作吗？不，这是罗莎·卢森堡的心在强烈地、充满激情地倾诉自己内在的深刻感受。她使报纸的每一页充满内容、思想和特色。从罗莎·卢森堡领导下的《红旗报》上不管取出什么片断，这个片断都能反映出整体的实质。来自柏林的大会报道和全国的形势报道都反映出工人和士兵对苏维埃这一主张的态度。政治述评、社会评论、尤其是同两个社会、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及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进行的批判性的和论战性的辩论都是为了下面这些目的：从工人的意识中彻底肃清对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的错误评价，动员工人反对召开国民会议，反对政府把年轻的、尚未成熟的苏维埃政权逐个交到反革命手里，动员工人起来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斗争。要把苏维埃政权变成现实和行动的“革命工人营的密集脚步声”，并不总是响彻德国的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街道，也并不总是象需要的那样强大有力。但《红旗报》始终以同样鲜明、明确、热情和一贯的态度表明达到目的的决心，号召无产者采取这种行动。《红旗报》因此是罗莎·卢森堡最后的和重要的政治自白和遗言。它同俄国革命的重要经验和重要口号没有任何矛盾。顽固地抓住和平革命幻想不放的那两个社会谴责罗莎·卢森堡机械地把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方法搬用到德国的情况中来，但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罗莎·卢森堡非常了解这些口号和方法的现实的历史意义，并使其有效地创造性地适应德国的情况。她敏锐地从俄国和德国各自的国内条件和时间条件中、从它们的差异和变化中看出两国无产阶级革命伟大的国际性的共同点。她的自由、骄傲的心灵曾经完全独立地探索过革命的道路。让我们看看吧！它指引她踏着列宁的足迹前进。这一点可以由《红旗报》来证明，首先可以由该报总的内容，然后由罗莎·卢森堡的言论本身来证明。…………是苏维埃制度还是以国民会议为象征和体现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是经济社会化还是资本主义的利润生产？是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还是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的改良？这就是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红旗报》非常明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它没有用支吾搪塞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也没有用含糊不清的“如果”和“但是”。它根据俄国十月革命，根据这方面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个答案回答了这些问题。一些有关的稿件明白无误地显示出罗莎·卢森堡明确、有力和极有特点的手迹。在当时的《红旗报》上留下了德国革命的一页，这是德国革命不幸的一页，但也是展望德国革命的未来道路的一页。谁想“制造”历史，正如他要描绘历史一样，是不可以忽视历史的。难道《红旗报》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刊登的那些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和策略问题争论的很多极其重要的东西真的是三年多以前就写成了吗？这可以是今天的东西，这不仅是因为语调和色彩的新鲜，更主要的是因为其中的教导、启示的现实性。在1918年12月似乎近在咫尺的东西现在还未成为现实。德国无产阶级还得任凭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磨盘继续转动，还得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街道上踏步前进，在每次反对资本暴力的暴动中被资产阶级民主骇人听闻的判决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子弹击垮。德国无产阶级的极其痛苦的经历也还只是在缓慢地、缓慢得令人极其绝望地上升为认识和行动。罗莎·卢森堡于1918年9月曾为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的俄国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同年12月，《红旗报》在她的领导下则以极大的热情主张苏维埃代表大会要严厉批驳召开立宪国民会议的要求。苏维埃代表大会必须从一开始就以各种形式把自己的主权——苏维埃政权的主权确定下来，这种主权是由无产阶级的意志产生的，是由无产阶级的意志体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决不能同意和玩弄召开国民会议的反革命口号；要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消灭人民委员会的临时政府，并把一切权力集中于苏维埃。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和价值的自欺欺人的期望、旧的政治观点和新的对作出决定和承担责任的恐惧同议会的陈规陋习和赤裸裸的特权会交织成一个网，使工人的权力陷入其中而日益不能自拔。如果说12月16日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应该写出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大，那么，首先必须肃清两个社会的领导人的影响，消除含混不清，防止半途而废，克服对苏维埃及其机关的背叛。特别是在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必须做到这些，因为它本应起到领导作用，但它却只知道动摇、跌倒和投降。《红旗报》在12月10日揭露执行委员会提出的代表大会议程的含义。第二个议程是：“国民会议还是苏维埃宪法？”报告人：科恩（罗斯），副报告人：多伊米希（柏林）。这一议程有两个特点：第一，把革命的中心问题说成是二者择一：国民会议还是苏维埃宪法？这至少是公开承认：国民会议等于取消工人士兵苏维埃及其政治作用。文章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刊登下去，这些文章象探照灯一样以冷酷无情的强烈光柱照亮了局势。为了充分介绍当时的《红旗报》是怎样的，它把自己的利剑直指何方，我们几乎想把这些文章一一全文复述一下。每一篇文章都万无一失地刺中目标。例如：在12月11日第26号上刊登的《为了执行委员会》[7]和12月12日第27号上刊登的谴责执行委员会的社论《执行委员会屈服了》，都把俄国的苏维埃当作榜样加以描述。12月15日的《红旗报》阐明代表大会的任务如下：
“中央委员会必须完成下述四项紧急措施，才能补救延误的事情和保障自己应有的地位：
（1）中央委员会必须捣毁反革命巢穴，消灭反革命叛乱聚集的一切据点，推翻艾伯特—谢德曼—哈阿兹内阁。
（2）中央委员会必须要求解除一切拒绝无条件地承认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最高权力并变成艾伯特—哈阿兹内阁近卫军的部队的武装。
（3）中央委员会必须要求解除所有军官和艾伯特—哈阿兹纵的白卫军的武装，建立红色近卫军。
（4）中央委员会必须把国民会议当作是对革命和工人士兵苏维埃的一种谋杀加以拒绝。
工人士兵苏维埃只要使这四项措施直接见诸行动，就还能够占据革命的领导地位，因为如果它们愿意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坚强领导者，无产阶级会乐于接受它们的领导，因为无产阶级已准备好为它们献出一切，已准备好把它们提到最高的地位，高呼
…………保尔·列维发表的东西使阿尔图尔·克里斯平有了口实断言罗莎·卢森堡反对一月起义，但这不是事实。罗莎·卢森堡所谴责的决不是柏林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是谴责规定错误的目标，即错误地选择了斗争对象：推翻艾伯特—谢德曼政府。这一斗争目标是独立社会左翼、柏林大企业的革命工长在格奥尔格·累德堡的领导下规定的，这有文献记录在案。有趣而颇有教益的是，这个事实与1921年三月行动相比，就其很大一部分骨干分子的政治态度，例如他们对斗争目标的选择来说，具有相似之处，而骨干分子的态度是不能成为群众行动的出发点的。罗莎·卢森堡并不是从柏林市议会塔楼上远眺这些如此重要和充满希望的事件的。她根据这些事件与现实情况的联系，特别是根据整个德国最广大居民阶层的政治认识阶段去把握这些事件。因此，推翻艾伯特政府首先仅仅是革命无产阶级在宣传方面的一个总口号，而不是革命斗争的具体对象。当时，主要事件只发生在柏林，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斗争充其量只会导致建立一个柏林“公社”，而且很可能是在小小的历史范围内：斗争目标只能是有力地防御反革命的打击。这就是说：重新委任艾希霍恩，解散要血腥柏林革命无产阶级的军队，武装工人，把军事领导权交给无产者的革命政治代表。为了实现这些要求必须采取行动，而不应进行谈判。罗莎·卢森堡领导的年轻的的一项艰巨的和十分复杂的任务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它不能把群众要推翻政府这一行动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而必须拒绝这一目标，但同时又不能脱离这些已经着手进行斗争的群众。尽管有这种矛盾，但它必须站在群众一边，站在群众当中，以便为促进群众觉悟创造条件，使群众在同反革命的搏斗中壮大自己的力量，使群众在行动中加速自己的革命成熟过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表明自己的观点，必须鲜明地对局势作出评价，而不能损害正是由战斗的群众为它争得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所以，它在斗争中必须同时进行消极的批判和积极的促进。利奥·约吉希斯在给我的一封长信中详细而令人信服地论述过对柏林一月斗争的这一看法。在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里，《红旗报》本身就是证明罗莎·卢森堡对一月斗争所持的态度，证明这位妇女领袖的远见卓识，证明她把理论变成实践，把历史观点变成革命斗争的非凡才能的唯一的文件。《红旗报》没有吹毛求疵地和拘泥迂腐地在背后指责战斗者，削弱他们的斗志和破坏他们的战斗欢乐。它主要是提醒他们把注意力和意志始终集中在有限的具体的斗争目标上，那就是解除反革命武装，把工人武装起来。与此同时，《红旗报》并没有放弃有鼓动作用的口号和忽略能从中获取行动力量的现象。就是在报道占领《前进报》的那一号《红旗报》上，它还提醒群众必须紧急行动越来，以便排除面临的失业危险。这篇文章写道：“劳动！社会化！一切权力归工人士兵苏维埃！这三位一体的革命形式是今天贫苦大众的呼声，是刻不容缓的、最切合实际的口号。”[9]它一再提出迅速重新选举工人士兵苏维埃的要求。但是，在这一号上，压倒一切个别要求和个别提法的是“行动，行动，不要谈判！”这一紧急命令。它指出了这些事件的影响；它向独立社会的领导人在斗争和投降之间摇摆不定的态度提出了警告，向谢德曼之流的毫不掩饰的背叛、向工人士兵苏维埃的软弱无能提出了警告；它激发了人们最大的斗争干劲；它表达了革命必须是群众自己的事业的信念；它申明了对工人的革命自觉性的信赖。“行动，行动，不要谈判！”这一口号是《红旗报》反对沾满工人鲜血的反革命的永远响亮的战斗号召，是罗马元老院发出的“必须摧毁迎太基”的号召。1月7月的《红旗报》社论提出了《领袖们在做什么？》[10]的问题。在回顾了前一天胜利大街盛大的群众以后，文章写道：“是的，这就是革命，它表面上混乱不堪，并且时而处于低潮，时而处于高潮，时而是夺取政权的冲击，时而是革命巨浪的倒流。正是通过这种似乎曲曲折折的运动，革命才逐步取得胜利，并且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群众正是要在斗争本身之中学习斗争，学习行动。今天我们认识到，柏林的工人阶级已经充分地学习过行动，它渴望果断的行动、明朗的局势和强有力的措施。它已经不再是11月9日的工人阶级了，它知道它想干什么和该干什么。但是他们的领导人，执行他们意志的机关，是否符合形势的要求？大企业的革命工长和受托人、独立社会的激进分子的魄力和决心在这当中是否已经有所增加？他们行动的能力是否赶得上群众日益昂扬的斗志？我们担心对这个问题不能顺顺当当地回答一个是字。我们担心这些领袖还是依然故我，象他们在11月9日的时候一样，他们并没有从中学到什么东西……很可能工人阶级的受托人正在进行彻底的卓有成效的协商。但现在需要的是行动……行动！行动！勇敢，坚决，彻底，——这是革命工长和诚实的社会主义政党领袖不可逃避的责任和义务。解除反革命的武装，武装群众，占领一切权力机关。迅速行动起来！对革命负责。在世界历史上，革命的一小时等于一个月，革命的一天等于一年。革命领导机关，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神圣职责！”[11]要求进行新的同“哈阿兹及其一伙在进行调解”而不懂得去领导奋起战斗的群众这一事实形成鲜明的对比。七十万勇于行动、充满革命干劲的无产者在无人领导的情况下在柏林的大街上来回游荡，而革命的组织却同艾伯特—谢德曼在谈判“和解”。l月8日《红旗报》的号外刊登的文章《没有履行的义务》[12]也提出同样的指控和发出同样的警告。仅仅号召群众是不够的，还必须使群众的革命干劲旺盛地、充沛地保持下去。仅仅夺取反革命的权力阵地是不够的，还必须使其完完全全地为革命效劳。这在夺取了沃尔弗电信局[13]和《前进报》之后并没有办到。领导集国本应“关心立即根据革命工人的意旨领导编辑部。可是编辑人员呆在什么地方呢？多伊米希、累德堡等著名的专职新闻工作者和编辑在干什么呢？他们现在作为独立社会的甚至已经没有任何机关报了，他们为什么置群众于不顾呢？难道有什么更紧迫的事情要‘协商’，而不是行动吗？……必燕号召群众对应该干和不应该干的一切事情作出决定……最后三天的经历向工人阶级的领导机关大声疾呼：住口吧！不要永久协商下去！不要谈判！要行动！”[14]1月9日吸取了如下“危机的教训”：“柏林的工人群众没有一个有战斗决心、有行动能力和组织能力、懂得指挥和运用群众鼓足了的干劲的核心。革命工长、大柏林独立社会中央执行委员会证明自己不是这样的核心……”…………但是，《红旗报》在柏林一月斗争期间的态度也无情地粉碎了那些恶意中伤的说法，即保尔·列维散布的罗莎·卢森堡从根本上敌视布尔什维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和策略这一无稽之谈。的确！当时的《红旗报》并没有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以及对苏维埃制和议会制展开理论上的讨论。它几乎没有顺便粗略地提一下即将面临选举的国民会议。它也没有讨论俄国革命的教训和经验。对于眼前来说实践高于理论，斗争高于辩论。摆在罗莎·卢森堡面前的不仅是吸取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更重要的是在德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威严地要求生存的权利，她命令：行动！行动！反对拯救一切人的“民主”的骗人理论的斗争，从一种抽象论争，从领袖们的一种学究式的论争变成无产阶级先锋队同‘民主”的，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十分现实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势力的斗争，这个资产阶级被艾伯特—谢德曼之流伪装和掩盖起来，而艾伯特—谢德曼之流又得到考茨基—哈阿兹的掩饰和保护。争论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由被迫进行的反对有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作了回答。大街上声势浩大的、罢工和枪响弹飞，以及“打倒艾伯特—谢德曼！打倒政府！”的呼声就是拒绝国民会议的斗争的理所当然的继续。难道这是因为那执政的几个十分微不足道的人物？绝对不是，这完全是因为他们推行的地地道道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政策。这些政府人物仅仅作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梯也尔和加利费，作为德国资产阶级的奴仆才具有超越了社会的晚会、党的代表大会、争夺议员席位的斗争和党的档案的范围之外的那种历史意义。事实正是如此！在德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反对艾伯特政府的斗争中，俄国革命曾提出过的那些原则和策略问题成了当前的迫切问题。历史把无产阶级革命本身提上日程以后，情况竟会发生多么不同的变化啊！艾伯特政府和多数派社会人的政策是对这一争论问题的一种回答，它通过实践一贯表现出来。独立社会领导人的政策也是一种回答，不过有动摇，不一贯，有些是自觉的，有些是不自觉的。布尔什维克的“粗野的”政策从无产阶级的立场、从革命的立场出发回答了急待解决的问题。德国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温情脉脉的”政策是从资产阶级方面、从反革命方面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所以，这种政策不仅导致在任何场合都郑重地发誓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和方法，而且必然导致否定和背弃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当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在反对这一政策的斗争中日益尖锐地被提出来的时候，“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也就必然不顾“德国式的温情”而自行出现。这不是表现为盲目崇拜地、不加批评地仿效”俄国的榜样”，而是表现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前提。因此也不是象革命的敌人所咒骂的和革命的冷漠的朋友所抱怨的那样，不是“机械地搬用”到“情况完全不同的德国”，不，不是以这种方式，而是以符合德国革命既定的历史前提的方式。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是人人都明白的。对这些有争议的原则问题和策略问题的辩论过去和今天在德国都仅仅是一个开端。这场辩论同德国革命的发展程度是相适应的。因此“布尔什维主义”的浩大声势、雷厉风行和锐不可挡的气魄对德国革命并不适宜。德国革命只有在它继续向前发展的阶段才会达到这一步，特别是在历史形势达到沸点，即在无产阶级直接面临夺取政权之前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当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开始产生无产阶级专政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说，“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和方法”决不适用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轻而易举地和迅速被战胜的过去”（这一情况是由于社会和工会领导人的众所周知的“深思熟虑”的见解造成的），而适用于它的即将来临的未来。尽管如此，在德国无产阶级最初的革命斗争中，这些有争执的问题已经相当明显和广泛地显露出来，因此罗莎·卢森堡在《红旗报》上，在她的整个政治活动中不可能对这些问题采取模棱两可、摇摆不定和犹豫不决的态度。这位热情洋溢的革命战士、这位始终渴望思想明确的思想家必须从思想上去解决这些何题。促使她这样做的是德国革命的实践，而决不是卡尔·考茨基的那种需要：象个世界史方面的迂腐学究那样比较一下“鞑靼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同已经是现成的、妥善地保存在写字台里的革命处方是否相一致。从罗莎·卢森堡对《前进报》和《自由报》在革命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策略观点进行的批判中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结论：这两家报纸是“德国的社会主义”的化身。当刽子手们在消灭这位伟大的领袖的肉体时，它们却又断定死者“严重地传染上布尔什维主义”而妄图在群众面前砸死她的精神。
译自《克拉拉·蔡特金演讲论文选集》1960年柏林德文版第419一457页。（葛斯 译；胡文建 校）
[1]《红旗报》1918年11月10目。——原编者注[2]《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和资料》德文版第2卷下册第341页。——原编者注[3]同上。——原编者注[4]同上，第342页。——原编者注[5]同上，第344一345页。——原编者注[6]指《柏林地方公报》。——译者注[7]作者是罗莎·卢森垦。——克·蒙特金注[8]罗莎·卢森堡演讲论文选集》1955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639页。——原编者注[9]《红旗报》1919年1月6日。——原编者注。[10]是罗莎·卢森堡是写的。——克·蔡特金注[11]《罗莎·卢森堡演讲论文选集》第2卷第690一692页。——原编者注[12]是罗莎·卢森堡写的。——克·蔡特金注[13]由伯恩哈特·沃尔弗创办的德国半官方通讯机构。——译者注[14]《罗莎·卢森堡演讲论文选集》第2卷第695一697页。——原编者注
余生不长和三观一致的人在一起有多重要
作家冯唐说：“一生中，除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剩下最重要的就是和相看两不厌的人待在一起。”
人和人之间相处，三观最重要！三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三观一致，则相互懂得，彼此尊重，说话无需顾忌，相处自在随意，双方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方向；
三观不合，则是思想不在一个层次，彼此不在一个频率，交谈就如对牛弹琴，聊天就像鸡同鸭讲，不愿意为对方妥协半分，只会越处越累。
三观，决定着我们，交往什么样的人，关注什么样的事，认同什么样的理念和伦常。所以会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说法。
古有孟母择邻而居，为了小孟轲的成长，三次搬家，最后将家安在了一个学堂的旁边，使小孟轲从小产生了对诗书礼仪的兴趣，终成继承孔子衣钵的一代儒学大师。
如果当初孟母把家安置在集市附近，也许孟子学会的就是做买卖；如果把家安置在寺庙附近，也许孟子学会的就是祭拜礼仪。
环境就像一个巨大的染缸，白布放进去久了，便会成为染缸中的颜色。同样的道理，脾气相投的人自然相处融洽，志同道合的人自然会聚在一起。
三观不合，很难相处融洽，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而三观一致，心灵相通，则会交浅言深、速成莫逆，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不会有三观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有一些分歧，因为偏好和习惯而产生差异是正常的。
比如你喜欢一群人热闹，他喜欢一个人独处；你喜欢粗茶淡饭，他却喜欢山珍海味；
而是指你我虽然想法不一样，但是我能懂得、尊重、理解，并包容你的与众不同。
任何一段长久的关系，都一定有着一致的频率，否则只会分崩离析。和三观不合的人交往，永远不会在同一个频率上，交流起来就像鸡同鸭讲，真的很累。
当山涛即将调任时，便举荐嵇康来担任自己的位子，但嵇康一生放任自然，对世俗礼法颇为蔑视，如今好友却推荐自己做官，于是写了一封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
我崇拜老庄，价值观就和做官八字不合；我喜欢游山泽，观鱼鸟一类的事，对做官怎么会有兴趣？我桀骜散漫，不服管教，就爱唱反调，有“七不堪”，当官肯定当不好；何况我的家庭更需要我，我身体也很差……你身为我的好友，居然不能体会我的志向，不能深察我的处境，不能明了我的“不堪官用”，我也只好和你绝交了。
同为“竹林七贤”，两人本来亲密无间，相互欣赏，但其实本质上有着很大的区别。
他的言行异于常人，与“竹林七贤”其他人不同。嵇康敢于直接拒绝司马氏的拉拢、授官，也敢针锋相对地反驳政府官员，为难钟会就是最好的例子。
史载，山涛是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县）人，和嵇康、阮籍一样，幼年丧父。他生性喜爱老庄，常常隐藏锋芒，有大器之量。作为“竹林七贤”中年龄最长者，他开始也悠闲地和大伙一起做竹林之游。公元249年，“高平陵事变”司马懿夺权。由于张春华（司马懿夫人）是山涛的表姑，山涛不得不入仕，从此，山涛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宦海沉浮。在他为官期间，任人唯贤，大公无私，每选官员必承皇帝之意，再添上自己的意见，时称“山公启事”。山涛最后官任“三公”之一的司徒，78岁因病逝世。
山涛为人真诚、坦率，既能出世也能入世，而嵇康却刚直不羁，放纵自由。两人注定最终会走上不同的道路。
三观不合的人强行在一起，双方不仅没有变得更好，最后还可能只会给彼此带来伤害。
若是遇到三观不一致的人，宁可安静做自己，远离无效社交，也不要消耗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是将就、委屈自己。
三毛说：“在这城市里，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同样的事情，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站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相遇。”
有些人，你不过见了一面就再也不想联系；有些人，却是于千万万人中遇到那一个，便终生难以忘怀。
和三观一致的人在一起，他能懂你的快乐，也能察觉你的委屈，就算彼此有分歧，他也能给你包容和支持。三观一致，才能相处不累。
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相处模式，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自然而然舒适的氛围，能够消解心里的那些戾气，做最轻松和真实的自己。
这个世界上，能遇到遇到三观一致的人，人生就会突然开了挂一样，少了被泼冷水的苦恼，多了被鼓励和陪伴的温暖。
余华谈起好友莫言说，我和莫言就住在同一个宿舍，我知道他所有的毛病，他也知道我的，但是我们都不说。
三毛与荷西的结合，是彼此都希望与对方结伴而行的结果，三毛说过，只要是三毛想做的事，别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只有荷西觉得理所当然。
他们在没有玫瑰，没有戒指的乱世中结合，用书信传递着彼此汹涌热烈的爱意，怀着同样的理想，并肩作战。
他们是最默契的革命战友，更是最亲密的爱人，恩爱不移，不弃不离，书写了50年的爱情长跑故事。
那时候周恩来刚从日本留学归来，担任《天津学生联合公报》的主编，这般耀眼的存在，让一眼就注意到了这个芝兰玉树般的男人，而周恩来同样对于在天津大会上第一个慷慨激昂地发言，洋溢着青春朝气的自信的女子印象深刻。
两人参与到革命事业中，经常异地，却斩不断彼此的思念之情。两人经常通信，在信中聊革命、聊信仰、聊自由、聊生活，写了250多封信。
诸如周恩来嫌的信过于官方，未提及想他，却反驳总理日理万机，哪有时间想自己，周恩来顺势就表白：“是很忙，忙着想你”。
1942年，在周总理写给的信的末尾，有一句“望你珍摄，吻你万千”，而带着带着对丈夫满满的担忧和牵挂回复：“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在烟火纷飞的年代，他们就是靠着对彼此的信赖和理解，将无言的爱意尽数融于书信之中，陪伴彼此走过最艰难的时光。
三观一致，是感情的保鲜剂。三观一致的感情不仅能滋养彼此，还能促进彼此的成长和发展。
《金粉世家》里的金燕西和冷清秋。豪门阔少对自由独立的清丽女子一见钟情，展开轰轰烈烈的追求，盛大的浪漫和宠爱。然而，爱得有多炽烈，分手就有多惨痛。
那片梦幻的向日葵里，冷清秋说她将来想读大学，金燕西却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婚后，清秋劝燕西出国留学，燕西却在外面通宵玩乐，挥霍无度；清秋执意要有一份工作，不想做豪门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阔太太，而燕西却永远都长不大，一直依靠着家里才能生活……
冷清秋想独立，有梦想，有追求；而燕西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永远都想做一个少爷。
说到底，只有三观一致，彼此的灵魂才能交流，思想上才能碰撞出火花，两个人才能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余生，愿你也于这世上遇上这么一个人，彼此三观相合，不离不弃，一起迎朝阳共黄昏，一起共渡这漫漫人生路。
64年端午节周总理因工作没回家吃饭写了一首诗感动数人
即便如此，母亲还是告诉，将来一定要嫁个好人家，母亲特地嘱咐，遇到喜欢自己的男孩子或者自己喜欢的男孩子，一定要斟酌好。
五四运动过后，天津各个大学如同过年期间刚刚燃放过烟花爆竹，同学们坐立不安，兴奋中都交织着隐隐的思虑。
这年八月，秋天在凉风中慢慢走来，日本侵略者残忍地杀害爱国人士，引发了全国大学生的愤怒，纷纷到政府请愿，要求释放爱国人士。
郭隆真在临走前没有时间说这些，她长话短说：“颖超，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周恩来你知道吧，他是个十分有头脑的爱国青年，他提议我们天津的学联和女同学组成一个更严密的团体。”
还没有等郭隆真说完，就想起来了，在一次演讲中，和周恩来有过一面之缘，高高的个子，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送别了郭隆真，沉浸在深深的回忆中，上大学几年了，还从来没有一个男孩子会让她如此记忆深刻。
“这是我们讲演队的队长，，她才15岁，十分聪明，十分能干。”有人介绍说。
“哦？是吗，才15岁，那恐怕是个小妹妹了吧。”周恩来笑着，注视着，从上到下打量着。
“我们这个团体就叫‘觉悟社’吧，你们觉得怎么样？”周恩来的发言立刻获得了一片赞赏声。
周恩来之所以让记忆深刻，是因为这次开会，周恩来提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建议：“我们取消自己的名字，用谐音取代自己的名字。”
实际上，自从五四运动后，军阀一直对天津的学生团体不满，换一个名字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
周恩来的细心让十分温暖。当时采用抓阄的方式，抓到了“逸豪”，周恩来抓到了“伍豪”，从而这两个名字陪伴了他们一生。
好景不长，周恩来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不远万里到法国勤工俭学，和再也没有联系，在那个革命浪潮此起彼伏的年代，两人想见一面是极其不易的。
不料，一天，收到了一张从遥远的巴黎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印着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画像，还有一句话：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是一对革命夫妻，他们为了共同的信仰走到了一起，看到这封信后，马上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这是一封表白信。
为了回应周恩来，给周恩来织了一条围巾，上面绣了六个大字：给你温暖，小超。
1925年8月8日，天气格外晴好，坐在了去往上海的轮船，然后直奔广州。
蔚蓝色的大海广阔无垠、阵阵海风堆起雪白的浪花，海鸟展翅追逐，欢悦的长啸更增添了颖超心中的喜悦。她深深被大海神奇壮观、变幻莫测的魅力所陶醉，真切体会到大海般宽阔胸怀的内涵。
但，还有比大自然更加让她欣喜的事情，那就是要马上见到分别五年的周恩来了：那个对自己许诺一生的男人。
到广州后，正好遇到周恩来在外开会，陈赓紧急告诉周恩来，有个小姑娘来找你。
周恩来得知是，马上坐船匆匆赶回广州。进门的那一刹那，周恩来把一把抱在怀里。
五年不见，小超变成大姑娘了，她更成熟，更自信了，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活力。这一刻，两个人因为共同的革命信念，深深地联系在了一起。
没有隆重的婚礼，他们只在广州一个普通的餐馆招待了几位亲朋好友，没有山珍海味，但大家都杯觥交错，衷心地祝福这对革命夫妻白头到老。
或许陈赓也没有想到，周恩来和成为了众多战友的模范夫妻，多年来两个人一直是心心相印，心照不宣，感情深厚。
1934年长征前，恰巧生了一场大病，连日的咳嗽和低烧，让很长时间都躺在床上。
根据地本来就缺医少药，再加上战斗频繁，外出搞药的机会很少，甚至都到了咳血的地步，周恩来坐在的床前，泣不成声。
当时周恩来在党内担任重要位置，恰巧当时受到博古等人的排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周恩来对的支持十分重要。工作的压力加上家庭的压力，周恩来看着爱人病重的样子心痛欲绝。
1934年10月的金秋，红一方面军八万多人从瑞金出发了。秋风阵阵，送来稻谷的清香，在这个大队伍中，就有病重的。
但她无怨无悔，丈夫去哪里，她就跟在哪里。长征后，和周恩来留了一张影，昔日的大姑娘经过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辛，被岁月侵蚀了容颜，让人心疼。
到陕北后，周恩来想方设法让去后方，一方面是为了安全，一方面是不想再让受苦。
1947年的中秋之夜，周恩来远在陕北过节，在皎洁的月光下，周总理想着自己的爱人，心中顿时生出无限的思念，他泪眼模糊，拿出笔墨给写信一封：
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黄昏，月已东升，我坐在一排窑洞前，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今年这里收成不好，长年干旱，直到昨日还是阴雨连绵，今天的月亮很好看，可是人民苦了。
不知道你哪里的情形怎么样？山居过节，居然也能吃到两块月饼，几串葡萄。对月怀人，不知那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
隔着千山万水，当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读了一遍又一遍，周恩来信中所表达的全是满满的爱意。
这封信的最后，周恩来这样写道：夜深月明，就此打住，留着余兴送我如梦，愿你安好。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周恩来可以抽出空来给写一封封的家书，这让备受感动，当然最感动的还是周恩来那动人的情话。
千里传花留线年，周总理率领代表团到日内瓦参与战后的国际重大会议，纵然是外交斡旋进程波诡云谲，会议期间局势翻覆沧海横流，周恩来以他的大智大勇在世界外交巨匠间折冲樽俎，一步步化解难题，将会议引出艰难的沼泽。
周总理向来对夫人要求严格，不仅不让担任高职，而且也不让中央给高工资。
理解周总理，她总是在默默地支持着他，她不仅不生气，还让秘书拿来笔墨，她要写一首诗：
落款就是端午的日期，当时周总理的侄女等都来看，大家读到“革命情谊万年长”都感叹他们的美好爱情。
当然，当周总理回来后看到这首诗也感动不已，当时海棠花开着正盛，一团团，一簇簇，远看像彩云，近看又像织锦，沁人心脾。
周恩来牵着的手，漫步在海棠花下，如同走在雪地里，走着走着就白了头。
周总理工作有个特点，就是批阅文件不分时间和地点，着急的文件送来了，他马上看马上处理，遇到没有桌子的时候，就顺手那个书垫上。
但是没有想到，进入70年代后，周总理的身体越来越不好，还没有几年，就被确诊为癌症，在医院陪伴爱人的时候，整日以泪洗面。
但是这个要求刚提出来，很多人就不同意，因为在党内重要领导人中，还没有一个人不举办追悼会，甚至不保留骨灰的。
毛主席和周总理是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也是心照不宣的革命伙伴，当毛主席得知这件事后，表示尊重周总理的意思。
最后，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照常开，争议最大的“保留骨灰”一事，遵循周总理的遗愿。
如今，抱着爱人的骨灰盒，在想什么呢，一会工作人员就要带着骨灰盒去撒骨灰了，这一刻，就是和爱人最后的告别了。
周总理大爱无疆，大公无私，他生前曾倡导了一场移风易俗的丧葬革命，他去世后，不留骨灰，也不立墓碑。
周总理去世后，交代秘书和亲人，等她去世后，也和周总理一样，不保留骨灰，同样把骨灰撒在大海上和大地上。
回顾这相知相伴的二人，同舟共济几十年，有相同的爱好，有相同的理想，有相同的信念，就算去世，也都不保留骨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