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百年现场：我见到支离破碎的俄国左翼走上莫斯科街头
11月7日下午兩點鐘開始，普希金廣場上舉着共產主義紅色旗幟的人越聚越多。無數步履蹣跚、甚至拄着枴杖的的老年人穿戴莊重地出現在廣場上，他們舉着馬克思、列寧、史太林（史達林）的肖像，或是寫着「社會主義」、「國家控制」、「列寧永遠活着」等標語，個個神色凝重。這一日對於他們而言，緬懷之意義遠遠超過了慶祝
那個教科書裏耳熟能詳的故事總是這樣開頭的：1917年11月7號（儒略曆10月25日）夜晚的彼得格勒，在「阿芙樂爾號」（「曙光號」）巡洋艦打響了第一炮之後，布爾什維克衝進了冬宮，臨時政府繳械投降。
其中一個細節難以考據，卻總被人津津樂道：在攻入那最後一座堡壘的時候，工人和水兵念着由未來派詩人馬雅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在1917年所寫作的兩句詩歌：
「吃你的菠蘿／嚼你的松雞／你的末日到了資產階級！」
百年後的這一天中午，我坐在於1990年開張的前蘇聯第一家麥當勞裏，等待幾小時後將在對面普希金廣場上舉行的、由聯邦共產黨（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簡稱俄共）發起的十月革命遊行。此時此刻的莫斯科，大概比任何時候都更讓人感受到，它是霍布斯邦筆下「短二十世紀」（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結束的地方，也是福山筆下「歷史終結」的地方。蘇聯的解體佐證了二十世紀革命、烏托邦實驗的全面失敗，於是，那個革命成功的日子就顯得格外尷尬。該「紀念」它？「慶祝」它？還是「哀歎」它所創造之物的不復存在？
今天的官方也紀念這個日子，然而並非紀念1917年。普京（普丁）狡猾地把歷史追溯到1941年11月7日。那是納粹德國入侵蘇聯之後的十月革命節，也是德軍最接近莫斯科的時刻。紅場周圍的公共熒幕上，一切宣傳，都聚焦於那一緊急時刻史太林在紅場閲兵，紅軍接受檢閲，直接開赴莫斯科郊區的戰場。事實上，今天官方對這個日子的紀念，無不是那一幕的再度咀嚼與重温：早晨十點鐘，紅場周圍的道路全部戒嚴，身着蘇聯軍服、打着紅軍軍旗的步兵、騎兵穿過紅場前的列寧墓。官方以閲兵儀式尋喚「衞國戰爭」勝利的記憶。而今天的工人與社會主義者，則被警察和封鎖線攔在外面。這些已無法進入主流敘事的昔日勝利者，在當天下午來到了普希金廣場，遊行紀念自己的節日。
2017年11月7日，官方舉行活動紀念1941年二戰時的閱兵巡遊，參與者穿上二戰時俄軍服裝，手持機槍及紅色旗幟模仿當年閱兵巡遊時的情況。攝：Anton Novoderezhkin/TASS via Getty Images
「列寧、托洛茨基、共青團！我們要把政府插在木橛子上（插木橛子是沙俄曾經的酷刑）！」
響亮的遊行口號、鬥志昂揚的歌曲，這些訴求激進的政治力量並非來自俄共，而是來自掩護於俄共官方註冊遊行之下不同流派的社會主義異見團體，他們多以學生和社會活動家為主，其中包括試圖團結前蘇聯懷舊人群的新左翼團體、反對史太林而倡導世界主義的托洛茨基主義激進派，倡導改革而非革命的西方社會民主派，聯合無政府主義者的法國左翼等等。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曾繁榮一時的、試圖把俄國左翼聯合起來的 Left Front（「左翼陣線」）。其領導人伍達托夫（Серге́й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Удальцов）於2012年入獄，組織在幾年間偃旗息鼓。直到幾個月前，他才被釋放。聽聞他近日除了努力讓 Left Front 重出江湖外，也在準備聯合激進左翼推出一個候選人來參加下一屆的總統選舉。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Left Front 的隊伍裏也出現了一些印象中應屬於俄共的老年人。其中一位高高舉着紅底白星的旗幟，吃力地跟着他們的步伐，佝僂的身體讓他在以青年人為主體的 Left Front 隊伍中顯得格外明顯。
老人叫做瓦西里，他告訴我，他曾經是一名共產黨員，近年來轉而支持 Left Front。他喜歡伍達托夫，因為其所代表的社會主義力量「更有活力、更進步也更代表未來」。早在1996年時，瓦西里就對俄共失望了。那時俄共本有機會贏得總統大選，但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Генна́д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Зюга́нов）卻沒把握住機會。
1995年，在第二屆國家杜馬（議會）選舉中，久加諾夫的俄共在450個席位中獲得157席，成為議會內的最大黨。藉着杜馬選舉的大勝，他在1996年參與角逐總統。
經歷了1990年代初激烈的市場改革，普通居民的收入、儲蓄、消費能力跌入谷底。政商裙帶關係與國有資產私有化的齊頭並進，讓一部分人成為鉅富寡頭。寡頭們和親西方的自由派關係曖昧，這促使許多民眾倒向對蘇聯的懷念他們需要更多的社會保障，也懷念不用看外國債權人臉色的時代。而他們所懷念的蘇聯，是雜揉着社會主義與大國沙文主義的混合體。看準時機，久加諾夫將放緩市場化和緬懷輝煌蘇聯時代的聲音糅雜起來，和國家主義、沙文主義乃至種族主義右翼結成了短暫的「紅褐同盟」（коммунофашисты），試圖一舉拿下總統大位。
按選前民調，久加諾夫有20%以上支持度；作為對照，時任總統葉利欽（葉爾欽）的支持率不超過10%。然而俄共沒有把握住機會。兩輪選舉後，躊躇滿志等着繼任總統的久加諾夫，以40.7%對54.4%的差距輸給了葉利欽。這次選舉的結果有很多種解釋：政商寡頭擔心俄共執政危及自身經濟地位、葉利欽在西方國家和寡頭力量支持下操縱選票無論如何，葉利欽緩了一口氣，而對俄共而言，這是他們第一次距離國家權力如此之近，也是最後一次。
「當時共產黨員比今天多十倍，在所有人都在支持他們（俄共）的時候，他們錯失了那個機會。那些支持者很多已去世了，（今天的）年輕人中，很難找到支持他們的人了」，瓦西里說。的確，俄共在今天的國家杜馬中只剩下42個席位。
瓦西里出生於史太林和赫魯曉夫（赫魯雪夫）之交。他所能記起的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是在布里茲尼夫（布里茲涅夫）時代度過的。「那時候穩定，沒有太多讓人發愁的事。」可是如今，他的退休金只有9000盧布（合港幣約1200元），其中一半的退休金要用來支付公租房的房屋税，那是蘇聯政府曾經免費分給他父親的房子。當然在今天，這4500盧布的租金遠遠低於市場上的房租，可對他而言，已經是巨大的開銷。
久加諾夫在這天發表了他的十月革命百年紀念講話。從1993年開始就擔任俄共領導人的他，在講話中巧妙地把百年前革命者所向往的理想社會，偷換成了蘇聯時代的大國成就：列寧建設了國家、史太林打贏了反法西斯戰爭，一個農業國家翻天覆地變成了世界強國接着他話鋒一轉，痛斥今天的俄國：「1991年出賣十月革命的人勝利了他們封鎖了列寧墓，不敢承認蘇維埃時代的偉大，不敢承認這是世界文明的巔峰」。緊接着，久加諾夫向支持者們宣布他已經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左翼黨派代表展開合作，要把支持社會主義的聲音團結起來。
然而，儘管他們宣稱近幾個月內該黨注入了近兩萬新鮮血液，但莫斯科遊行的俄共隊伍老態龍鍾，盡顯大勢已去的圖景。
2017年11月7日，俄共和其他左翼團體舉行十月革命百週年紀念遊行。攝：斑戈
「普京是資產階級代言人！」遊行隊伍中不少產黨員這樣跟我說，不過更多人對「怎麼看待普京」這個問題表現得諱莫如深，甚至顯得有些糊塗他們喜歡史太林，不喜歡普京，但是又認為普京是史太林的「重生」。顯然，俄共成員無法達成共識，不過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如今站在支持普京的立場上，也因此，俄共時常被視為普京的傀儡。
1999年，曾經有另一次通過民主選舉實現政治輪替的機會。1998年以前的葉利欽政府為了在推行私有化同時緩解經濟衰退帶來的社會問題，借貸了大量外債。98年金融風暴順勢引爆了債務危機，葉利欽的支持度挫到谷底。共產黨順勢在1999年發起彈劾案，然因未在杜馬達到法定300票而失敗。同年，在科索沃戰爭期間因反美立場獲得極高民望的時任副總理普里馬科夫（Евге́н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римако́в）聯合莫斯科市長盧日科夫（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Лужко́в），建立起新的反對陣線，將強調公平的對內政策與強調強硬的外交政策混合起來作為政綱，整合力量再戰葉利欽。
但葉利欽先行一步，他先是宣揚「普里馬科夫要將帶向共產主義」，將不願回到過去的選民和寡頭大鱷聚攏在自己身邊，接着快速安排接班方案，把克格勃情報機關出身的普京推上總理位置，在1999年底迅速交班。隨着普京逐漸穩住大權，1990年代的政治反對派，再也無法糾結起足夠的力量。
到了今日，俄共對普京的態度已經變得曖昧。久加諾夫所帶領的俄共淪為了保守黨，社會主義已經成為了一個空洞的能指。
社會主義對俄共來說意味着什麼呢？蘇聯時代的歷史遺產在1990年代的競選策略下，以重振大國的想像替換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1990年代，俄共許諾的社會主義未來，包括了阻止猖獗的私有化，提高居民收入，打擊政商寡頭，重振蘇聯時期的大國威風。這些理念籠絡了大量人，也是從俄共到普里馬科夫反對葉利欽政府百試不爽的動員手段。但隨着普京上台之後打擊寡頭並提高壟斷行業的國有化規模，加上受益於日益飆升的石油出口收入，1900年代的許多訴求都在普京的旗幟下部分實現了，增加的政府收入也讓有了重做大國夢的資本。曾經的反對力量，不知不覺被普京吸收成了自身的一部分。俄共的高層，更是今天普京政府下的既得利益者。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拿着微薄的退休金勉強為生，甚至還要去打零工的基層老黨員。
無論如何，普京都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可是普京提供了讓重新偉大的幻想，讓不少產黨員把他當作史太林的翻版。在他們看來，普京和史太林一樣都是強人，都有維護政局穩定的能力。於是，很多支持史太林的共產黨員轉而支持普京，在大國沙文主義被普京徵用之後，早已失去蘇聯時期完整意識形態敘事的俄共，再也不具動員能力。而俄共在喪失上台可能性之後，也就變成了普京政府周邊的「反對黨」點綴。
早已退出俄共的瓦西里並不喜歡普京，「普京的政權下，社會上層和底層的分層太大，十倍還要多」。然而當我問他對史太林什麼看法時，他卻警惕地迴避了：
2017年11月7日，首都莫斯科，兩名參與十月革命百週年紀念遊行的老人在領袖像下等候遊行隊伍出發。攝：斑戈
史太林是蘇聯解體後最具爭議的話題，他不只分裂了舊日政治光譜下共產主義者和自由主義異見者，也持續在代際上分化着左翼的認同。
遊行中，一位82歲的產黨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強調史太林時代的美好，而赫魯曉夫的上台在他看來造成了黨內一片混亂，毀掉了共產黨。我問到的產黨員，無一不表達他們對史太林時代的懷念。共產黨遊行隊伍所舉的畫像，只集中於馬克思、列寧和史太林，絕無史太林之後的領袖。儘管，今天還在世的大多數老左翼，對蘇聯時代的體驗，都集中在布里茲尼夫時代。
而更為年輕的左翼力量則毫不掩飾自己對久加諾夫以及在他麾下的老左翼的厭惡。
「今天的俄共代表着蘇聯遺產中最糟糕的部分！」以黑底白星為旗幟的 Left Block （「左翼聚落」）的一位組織者符拉基米爾說。符拉基米爾僅有19歲，在我走入他們的隊伍，表明我的記者身份時，他幾乎是衝向了我，略顯稚嫩的臉上充滿演說的激情。他是莫斯科大學攻讀計算機的學生，同時也是 Left Block 的組織者之一。不同於 Left Front 對蘇聯遺產的調用，這個更年輕的組織更願意把思想資源追溯到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
可以看到，Left Front 中還能看到不少前朝遺老，雖然如何評價史太林仍有爭議，但也不乏史太林主義者。而 Left Block 則以青年學生為主，倡導團結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一起反抗資本主義和政府。全國各地都有他們組織的成員，但是因為其明顯的傾向，他們並非合法的政治黨派。不少成員被抓，還有另一些被通緝，所以近年來他們難以發展壯大。不過，雖然全國上下只有幾百人，在俄共之外的左翼團體中，他們已經算比較成氣候的了。除學生外，在老工業區，他們也發展起不少老工人。
以黑色旗幟和白色拳頭為標誌的革命工黨，則是遊行中最激進的一支年輕的左翼隊伍，他們喊出反普京和的口號，以托洛茨基作為組織的核心象徵，不斷地強調自己不同於其他組織的激進性和徹底革命的決心。然而在其他左翼活動家看來，他們只是一個不起眼的托洛茨基組織之一，毫無壯大的可能性和團結的必要性。
幾個主張改革的社民派混雜在不同左翼組織之中，卻並不完全認同這些組織理念。他們認為蘇聯已經過去了，「列寧非常偉大。然而今天我們只能把目光看向歐洲，重新尋找社會主義模式」，一位18歲的剛進入高校的男孩告訴我。
不過，温和的社民派卻並不受激進派的歡迎，符拉基米爾急於劃清他們與史太林的界線的同時，也急於撇清他們與同樣生根於歐洲社民主義的關係。「今天的，無論是斯拉夫民族主義政治家，還是右翼自由主義的政治家，都喜歡在他們的政治宣傳中夾雜一些左翼思想，社會民主派那一套就是就是他們慣用的修辭，為掩蓋在其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民族主義甚至白人至上主義進行辯護」。政治家再清楚不過，今天民眾帶有左翼色彩的需求亟待被滿足。比如，著名的自由主義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Нава́льный）就大談「提升最低收入標準、建立更多的社會公共設施、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等帶有左翼色彩的綱領，以此動員群眾。然而他最主要的經濟顧問米洛夫（Мило́в），卻是個堅定的自由放任主義推手。而納瓦爾尼也揚言要為中亞各國設簽證，以及減少外來勞工。
當我問符拉基米爾他是否認為久加諾夫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時，身旁的一位英語不好的「同志」聽到，馬上激動地蹦出「法西斯主義者」這個他所能想到的最激烈的詞。符拉基米爾則把久加諾夫表述為「帝國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東正教的結合體」。的確，久加諾夫在官方網站上聲稱：「團結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家，是共產黨和東正教共同的神聖任務。這基於社會正義、集體主義、互助和靈性等我們共同分享的美好價值。」
年輕一代對久加諾夫的普遍印象是：他不斷神話史太林的同時，又自稱為虔誠的東正教徒。他标榜列寧主義的同时，又宣稱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家族是受害者。
那些年近古稀的共產黨員，在充滿活力的新左翼眼中，僅僅是無限沉浸在年輕時代的感傷癖之中，而久加諾夫永遠在利用老一輩對蘇聯的懷舊情緒說盡甜言蜜語，最後把他們轉化為維護當下體制的力量。不過，在很多地區，俄共是左翼人士唯一可以選擇的政治力量。很多列寧／托洛茨基主義者也是俄共的成員，因為他們除了待在俄共的架構內，沒有其他政治空間。
年輕的左翼力量在大學裏依然比較活躍，不過，動員他們的再不是對蘇聯的懷舊，而是他們今日的生存現狀。「學生們太窮了，雖然法律上承諾免費教育，但總有辦法變相向你收費，而付不起的學生就淪為了學校的廉價勞動力。」符拉基米爾告訴我。
大多進步的新左翼青年把學生和工人作為其中堅力量，卻並不願意理解那些「懷舊癖」產黨員的現實艱難，僅僅把他們視為保守反動的、革命遺產中最需要被剔除的部分。而在不少年邁的老俄共看來，年輕的左翼團體則過於分裂和碎片化，太多封閉的小圈子和小組織，幾乎沒有團結的可能。的確，正如有些觀察者指出的，俄國新左翼幾乎僅僅把左翼思想當作了「智識競賽」比拼誰更左，誰更激進，誰才是真正的托洛茨基主義者。
2014年的烏克蘭-克里米亞衝突，更是將左翼推向了進一步分裂。在左翼內部，兩派聲音激烈衝突着。一派認為烏克蘭現政府是西方支持下的保守主義與極右翼政府，力圖通過強行推行烏克蘭語言壓制作為境內少數族裔的人，應該支持對抗烏克蘭政府的行動；另一派認為，烏克蘭政府是極右，但政府在克里米亞與烏克蘭問題上是大國沙文主義，不應該予以支持。誰是帝國主義者？誰是真正左翼？支持哪一邊是國際主義？又是哪一邊會變成民族主義？
在我遇到的新興左翼組織中，Left Front 的領袖伍達托夫曾在獄中明確表示支持吞併克里米亞；而托洛茨基派站在反面，Left Block 堅定反戰，認為親西方的烏克蘭政府和俄國都有其對內推行獨裁統治的政治目的。這些左翼組織身處俄共之外，夾在和西方之間，眾聲嘈雜，左右為難。
除了俄共以及其它新生左翼外，遊行的隊伍裏出現了來自意大利、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委內瑞拉、巴西、澳大利亞等各地的共產主義者團隊，他們舉着自己國家的旗幟，混在遊行的隊伍中，用不同語言唱着國際歌，頗有一副「因特耐雄耐爾」的圖景。一個十幾二十人組成，一路舉着毛像，唱着歌頌毛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中國「紅色旅遊團」，更是在現場賺足了眼球。據官方統計，大約一萬五千人參與了11月7日的遊行。不過，不少並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上訪團也夾雜其中。一個穿着統一的業主團，舉着「政府偷了我們房子」的標語，跑來聲討自己付過款的房子卻遲遲不動工。我看着他們頭頂附共產主義徽章的帽子，問他們是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驚詫地反駁：「什麼社會主義者？我們只想要我們的房子！」
遊行集合地的普希金廣場，和遊行結束的革命廣場，都遍布販賣蘇聯紀念品的攤販，以供參與「紅色旅行」的遊客甄選。一位講着流利中文的英國小夥子，掏出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永居證跟我搭訕，簡單攀談後，得知他在「中國達人秀」上唱紅歌，名利雙收。他表示他對社會主義充滿了好感，所以生活在中國，又跑來莫斯科慶祝十月革命。我問他，「你認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他面露難色。
遊行的一路上，我看到俄共隊伍中的兩位老人陸續在下台階的時候摔倒，一位拄着拐的老人摔在了台階上，頭破血流。抵達革命廣場，遊行結束，其他左翼團體仍然聚在街頭時，俄共官方則前往高級飯店用餐。事實上，參加俄共近日慶祝活動的嘉賓，都住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豪華酒店。
當晚，一張宴會桌上擺滿菠蘿的畫面，在媒體和社交網絡上流傳，人們想起馬雅可夫斯基那首一百年前的革命詩歌。「這沒什麼」，聖彼得堡的俄共官員對媒體表示：「菠蘿現在不是資產階級的食物，大家都買得起。」
「這像不像一場由俄共發起的，革命主題的cosplay？」一位俄國朋友問我。
尤利乌斯·凯撒人物介绍 尤利乌斯·凯撒人物生平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年7月12日—公元前44年3月15日），史称恺撒大帝，又译盖厄斯·儒略·凯撒、加伊乌斯·朱利叶斯·凯撒等，罗马共和国（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并且以其优越的才能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奠基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年7月12日—公元前44年3月15日），史称恺撒大帝，又译盖厄斯·儒略·凯撒、加伊乌斯·朱利叶斯·凯撒等，罗马共和国（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并且以其优越的才能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奠基者。
公元前60年与庞培、克拉苏秘密结成前三头同盟，随后出任高卢总督，在8年的时间里征服了高卢全境（今法国一带），还袭击了日耳曼和不列颠。公元前49年，他率军占领罗马，打败庞培，集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制定了《儒略历》。
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遭到以布鲁图所领导的元老院成员暗杀身亡，享年56岁。恺撒死后，其甥孙及养子屋大维击败安东尼开创罗马帝国并成为第一位帝国皇帝。
李公羽：《為什麼主張以西元紀年紀念古人？
紀念古人，懷念先賢，是一種情懷，更是一種文化。然而，由於古代有多種曆法，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存在使用哪種曆法紀念古人的問題。一般來説，只要有史料可考，使用哪種曆法都是可以的。民間或個體使用哪種曆法紀念古人，也並無法規約束。只要願意，仍然使用舊曆紀念古人，當然不錯。
我國早在西元前4000多年就有了自己的曆法。從黃帝紀年開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我國使用的是“干支紀年法”，即把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分別組合起來，每60年為一個週期。至今（2019年）是中國傳統曆法開元4716年。
西方曆法主要有兩部：一種是羅馬共和國獨裁官儒略凱撒（即蓋烏斯尤裏烏斯凱撒）採納數學家兼天文學家索西琴尼的計算後，于西元前45年1月1日起執行的取代舊羅馬曆法的儒略曆（Julian calendar）。另一為“格裏歷”，原稱基督紀元，又稱西歷或西元，是由義大利醫生兼哲學家Aloysius Lilius對儒略曆加以改革而設計的一種曆法，産生於6世紀，西元532年，教會使用了這一紀年法。1582年，時任羅馬教皇的格列高利十三世批准頒行，所以亦稱“格裏高利歷”。這是以耶穌誕生之年作為開始的一種紀年方式，有著濃厚的宗教色彩。後世為減少宗教衝突，減少非基督徒的，更好地推廣統一曆法，故改稱為“西元紀年”（Common Era，縮寫為C.E.）；西元元年之前，稱為“西元前”（Before the Common Era，縮寫為 B.C.E.）。這種曆法雖然以宗教原因為出發點，但為人類文明社會提供了更為準確可靠的日曆系統，公務以及民用均有了統一的紀年標準。經過數百年的比較，格裏歷慢慢被更多國家所採用。8世紀以後開始被西歐基督教國家應用，11~14世紀，西元的概念逐步普及。德國從1700年起正式採用，俄國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的第二年，宣佈由儒略曆改用格裏歷紀年。中華民國政府在辛亥革命爆發後第二年，1912年1月2日，孫中山發佈《改歷改元通電》，將黃帝紀元4609年11月13日定為民國元年元旦，與農曆並用。在紀年方面，民國政府選擇了多國採用佔有主流地位的格裏歷，與民國紀年法並行，取代了傳統使用的中國曆法農曆（即時憲歷），不再以黃帝紀年為元年。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通過四項決議，其中第二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採用西元。”但是，我國並沒有廢除農曆，現今的中國傳統節日還是以農曆為準。
與此同步，儘管史料清楚地記載了古人的舊曆誕辰日期，然而官方的、正式的紀念活動，自民國以來，越來越多地採用西元紀年；中國共産黨內的，建國之後政府系列舉辦的重大紀念活動，則均以西元紀年為準。
孔子的誕辰日期，眾説紛紜，莫衷一是，迄今仍有爭議。史載：孔子誕辰日為魯襄公二十二年夏正八月二十七，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日（周正）。民國之前，祭孔活動多以民間接受程度較高的《榖粱傳》所記載的孔子誕辰日期為準，即“農曆八月二十七日”。西學東漸，學界主張以西歷推算。如按儒略曆推算，孔子誕辰為西元前551年10月4日；按“格裏高利歷”推算，則為西元前551年9月28日。1939年民國政府教育部曾確定孔子誕辰日八月二十七日為“教師節”，後來按格裏歷換算，確認孔子誕辰日為9月28日。1952年起，台灣地區以孔子誕辰日9月28日作為“教師節”，不再以“農曆八月二十七日”作為紀念日。
2014年9月24日，紀念孔子誕辰2565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在北京隆重開幕。習總書記出席大會併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當日播發了講話全文。
2014年9月24日，央視新聞聯播報道:紀念孔子誕辰2565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在北京隆重開幕。
2017年9月28日上午，山東省曲阜市舉行紀念孔子誕辰2568年祭孔大典。
蘇軾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並無爭議。但自從國家採用西元紀年之後，就有了不同説法。如：
1.《中國世情小品大系》長江文藝出版社：“宋仁宗景佑二年（1036）夏曆十二月十九日”。“景佑二年”，應為“景祐三年”。
2.《中國歷代文學名家成才故事》寫道:蘇軾仕途多舛，文藝全才。他“出生於宋仁宗景祐四年(西元1037年)一月八日的眉州眉山”(金盾出版社(北京)2014年10月第1版第265頁)。這是明顯錯誤的。大概是查到西元1037年是仁宗景祐四年所至。其實，東坡生在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換算為西元紀年是1037年1月8日，但不能按1037年再換算為“景祐四年”。
3.《人民日報海外版》《跟著蘇東坡去旅行》(2014年8月1日第8版):“1036年12月19日，在西南蜀地的眉山縣城誕生了中國‘千古第一文人’蘇東坡。”想必是原作者用漢字書寫的“十二月十九日”，被不明就裏的責任編輯硬生生改成阿拉伯數字了。
4.海南出版社版林語堂著《蘇東坡》：“景佑3年（1036）蘇東坡出世（12月19日）”。“佑”應為“祐”，“12月19日”最好仍用漢字，並註明“農曆”。
5.《辭海》1979年版、1999年版，均為：“蘇軾（1037——1101）”。這應是正確的，只是不精確。
在學術界，對於蘇軾誕辰日，其實是比較清晰準確的。有代表性的一個例證是：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終身教授、原系主任、著名作家與文藝理論家徐中玉先生，在為長期研究東坡文化，並曾在海南儋縣（現儋州市）工作長達18年的東坡文化研究學者朱玉書著《蘇東坡在海南島》一書所作的序言，開篇首句即：“談到蘇軾（1037-1100年，號東坡，四川眉山人）……”
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這一天對應的西元紀年為1037年1月8日，最早是台灣學者考證，後由多方採用大量曆法著作包括《中國歷史紀年表》等，反覆確認的。由於中國按干支紀年，它以立春為歲首，交節日為月首，習慣上是以農曆正月初一作為一個干支紀年的起始。因此，1037年1月8日，農曆十二月十九日，仍然是在丙子年內，再過11天，才是丙子年與丁醜年的交界，完全沒有改變東坡誕生於丙子年的事實。
西元紀年紀念古人，根據現在國家重大紀念活動的多种先例，即按當年的西元年月日，在現在的西元年月日對應，與其中多少閏月閏年並無關係。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都不在舊曆八月二十七日紀念孔子，而在西曆9月28日紀念孔子，即是一個實例，儘管已經過了2500多年。
海南省新聞界書畫家協會經反覆考察、論證，決定於2017年1月8日舉辦“紀念蘇東坡誕辰980週年暨登陸海南920週年”座談會暨“永遠的蘇東坡”系列活動新聞發佈會，中央駐瓊和省內各主流媒體大量報道，進一步確認了這一天舉辦紀念誕辰活動是合適的。《光明日報》2017年8月3日第2版【文化評析】欄目發表李公羽文章《蘇軾的魅力也是傳統文化的魅力》，開篇指出：“今年是蘇軾誕辰980週年……作為一位宋朝文人，竟然能在身後近千年的歷史中收穫持續不斷的關注，直至今天依然熱度不減，也是一個頗為有趣的文化現象。”此文隨後由人民日報海外版、中宣部文明網、文化部、全國政協、中國文聯等官網轉發。2017年，海南省舉辦的“紀念蘇東坡誕辰980週年暨登陸海南920週年”書法作品全國巡展，走進包括台灣在內的全國十多個地市（州），各地政界、學界與新聞、書法等方面，好評如潮，沒有任何人提出東坡誕辰不是1037年。
2017年1月8日，海南省新聞界書畫家協會主辦“紀念蘇東坡誕辰980週年暨登陸海南920週年”專題系列活動新聞發佈會。
確認東坡誕辰于1037年，並不意味著否認或改變東坡的誕辰日是1036年農曆十二月十九日。以農曆十二月十九日來紀念東坡，無疑是正確的；但正式的、官方的紀念活動，還是以西元紀年為宜。
孔凡禮《蘇軾年譜》卷四十載：“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辛巳”，七月，“丁亥（二十八日），卒。卒前思弟轍。諸子、維琳、錢世雄在側。遺言葬汝州。”1101年農曆七月二十八日，按西元紀年則為8月24日。
《常州日報》2021年8月24日報道（常州市人民政府官網“常州新聞”同日轉載）:8月22日，為紀念蘇東坡在常州逝世920週年，由常州市蘇東坡研究會發起的專題座談會在常州市前後北岸文化街區舉行。常州市蘇東坡研究會會長趙世平，與副會長、理事、特邀嘉賓等參加了座談會。
2021年8月22日，常州市蘇東坡研究會舉辦專題座談會紀念蘇東坡在常州逝世920週年
作為東坡終老地的常州官方，沒有以農曆七月二十八日作為紀念日，而採用西元紀年，安排在西曆8月22日舉辦紀念活動，是符合官方正式活動規則的。當然，如果在農曆七月二十八日（2021年此日是西曆9月4日）組織東坡終老的紀念活動，同樣很有意義。
红色元氏 抗战前哨
元氏县在1925年9月就建立了中国元氏县特别支部，是石家庄市建立组织较早的县。姜纪五、魏哲甫、智世昌等老一辈革命者点燃了元氏革命的火种。元氏党组织迅速发展，古老的卧牛石城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八路军129师骑兵团的帮助和冀西民训处指导下，元氏抗日县政府于1938年1月1日在元氏西部重镇南佐成立。从此元氏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积极投身抗日的洪流，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凯歌。
1938年初，冀西地区各县基本上都建立了抗日县政权。1938年1月，河北民军、13支队、10军团暂编第3师等先后以抗战的名义进驻了元氏西部山区。200平方公里左右的元氏山区变成了一个大兵营，聚集了上万人的武装。大批的军队要靠当地老百姓养活，给元氏人民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尤其是这些的杂牌军队乱抓乱抢乱要，严重影响了抗日工作的开展。1938年上半年在太行根据地发生了两起影响十分恶劣的事件。一是13支队策动平东县抗日政府县长高九成将平东游击队40余人强拉走并入13支队的“高九成事件”。二是井陉石佛村“联庄会”坑杀元氏抗日县政府警卫队和游击支队19人的石佛惨案。民众纷纷要求抗日政府解民之苦，平民之怨。
如何协调各方，既减轻民众负担又保障部队需求——严峻的问题摆在了元氏县党组织和抗日政府的面前。为了团结这些军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在冀豫晋省委领导下，在八路军129师和冀西游击队倡导和组织下于 1938年6月上旬在元氏黑水河村召开了有八路军、冀西民训处、元氏抗日县政府、13支队、河北民军五方代表参加的军政会议，共同协商解决团结抗日之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八路军129师政委，八路军游击支队司令桂干生，冀西民训处特派员、冀西游击队司令杨秀峰，元氏抗日政府县长姜纪五，13支队司令侯如墉和河北民军副司令乔明礼。会议经过三天的激烈斗争，解决了平东游击队被缴枪的“高九成事件”，并就联合抗日达成了三项协议：1、由元氏抗日县政府、八路军、13支队和河北民军各派代表联合组成抗日动员分配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统一负责粮款军饷的筹集分配工作；2、由元氏抗日县政府、八路军、13支队和河北民军各方抽调干部组成抗日联合工作团，深入农村，宣传动员、组织民众开展抗日工作；3、军事上，组织一次由八路军、冀西游击队、13支队和河北民军的协同破击战。
会议之后，各方力量选派出代表人员组建了抗日动员分配委员会，会址设在南苏村。动委会主任由13支队代表尹玉玺担任。各派力量所需的粮款、柴草、夫役等均由动委会统一征收和分配，或由动委会分派地域由各派人员自己去征收。这样一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13支队和河北民军漫无止境的强征滥要，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协调了各方力量的关系，捋顺了粮款征收制度。与此同时，各方选派出一定数量的干部成立了联合抗日工作团。办公地点设在黑水河村，元氏县抗日政府组训科科长魏儒略担任团长。联合工作团到农村发动组织群众抗日，建立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救亡组织。13支队的代表因不习惯搞发动组织群众工作，故中途退出。
1938年冬，根据第三项协议，组织了一次由八路军游击支队、冀西游击队、13支队、河北民军和元氏抗日地方武装共同参加的正太路和平汉路的破袭战。八路军游击支队、冀西游击队和元氏独立营的干部战士在正太路连续5次袭击日军，收割日军电线多公斤，胜利地完成了破袭任务。河北民军和13支队负责的平汉线大陈庄到窦妪段的破袭，竟以“平汉线日军守备森严难以接近”为借口连一个螺丝钉也没有拿回来。元氏独立营的战士听后很不服气，自告奋勇到平汉线破袭，在池村村南路段上拆毁了铁轨，炸毁了横跨潴龙河的铁路大桥，并割回铁路沿途电话线一批，致使日军军列脱轨翻车。为此群众编出了这样的顺口溜：“八路打，民军看，13支队不抗战。”
黑水河军政会议是中国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队和河北民军在一段时间内摩擦活动有所收敛，对巩固和发展元氏抗日政权，稳定冀西的抗日形势起了积极的作用。
十二路围攻后，日军占领了南佐、马岭等地并建立了据点和炮楼，遂以此为基础继续向西推进，对元氏西部三十个村庄的根据地不断地进行骚扰和袭击。为了保卫根据地，打开元氏对敌斗争局面，1940年 3月，太行一军分区领导决定派以尹先柄为司令员的冀西游击队（简称“冀游”)开赴元氏，拔掉根据地边沿的马岭敌据点。
驻在马岭的敌人是原13支队的一部分，政治上非常反动，军事上特别顽固。3月19日、20日夜，冀游3支队、6支队配合元氏县独立营对马岭之敌连续进行了两次强攻。但由于马岭据点工事非常坚固，战斗打到天亮，部队被迫撤出战斗。
正当冀游部队集结在北沙滩、旷村一带休整待命之时，南旷村后的大山上传来巨大爆炸声。冀游尹先炳司令员命令2连长范金标立即带几名侦察员去侦察情况。范金标曾当过周恩来同志警卫员，他机灵干练，不大一会儿，就摸明了敌情：日伪军约300余人，早晨从南佐据点出发，在岳庄抢粮后，沿岳庄至黑水河大道西进，有向根据地进犯的企图。
战机难得，一是冀游及独立营的兵力超过敌人五倍；二是黑水河一带地形中间一道大沟，两面大山对峙，便于包围歼灭敌人。
冀游各部队火速进入了预定位置。半小时后，在黑水河东南方向，元氏独立营时隐时现地用枪声把敌人向着包围圈内的大沟里引。100多名日军摇动着雪亮的刺刀，紧紧咬着独立营穷追不舍，一步步地钻进了冀游部队的包围圈。
日军进入包围圈之后，埋伏在大山垭口的3支队居高临下，首先迎头痛击敌人，把日军打得缩回了大沟。随之埋伏在沟南、沟北山坡上的6支队战士也向敌人发动了冲击。他们在大沟内将敌人拦腰切成数段，分头打击，并切断敌人的后路。尾随在后边的伪军遭此突然袭击，恐慌万状，丢下前面的日军没命地向东南方向夺路逃窜。
日军突遭打击，开始还拼命进攻，妄图抢占有利地形，后来看到我军大部队从四面八方山坡上压下来，而且人越来越多，才感到处境危险。日军稍加整顿后，就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端着刺刀，背靠着背相互掩护着疯狂反扑。顷刻间大沟里一场白刃战开始了。整个大沟，刀光闪闪，弹片横飞，日军连死带伤达一半多。
被围的日军见突围无望，就收拾残兵，且战且退进入沟西一座大庙（桂林寺）内，企图负隅顽抗。桂林寺庙墙很高，全是青砖砌成、十分坚固。庙的正前方是一片开阔地。敌人在庙的大门口架起两挺机枪，封锁前沿。冀游战士几次冲锋都被打了回来。为迅速消灭大庙里的敌人，冀游指挥员决定实施“火攻”。下午4时，大批柴草运到了寺庙的大殿外。战士们悄悄从后面登上大殿的屋顶，揭去瓦片，一面往里投掷手榴弹，一面在大庙侧后架起了一堆堆的高粱秸。大火烧起来，风助火势，顷刻间整个大庙被大火和浓烟所吞没。敌人拼命地往外冲，被冀游战士的排子枪、机关枪和手榴弹打得横七竖八死伤惨重。战士们乘机冲进大庙，活着的日军均做了俘虏。
黑水河战斗从上午10时开始,到下午 6时全部结束。共毙伤日伪军200余人，俘获日军3名，缴获山炮1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掷弹筒两具、步枪百余支、战刀数把。这次战斗是冀西地方武装的首次大捷。
事后得知，这次战斗歼灭的日军是它们的“士官训练队”，其成员都是尉级军官以及即将被提升为少尉的老兵。在很多场合日军都把它拿出来做示范。战斗结束后的第五天，气急败坏的日军抽调驻元氏、赞皇等地兵力500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根据地进犯，企图报复。在东、西台城一带遭到晋冀豫边区纵队一部的顽强阻击。日军出动了三架飞机，其中一架飞到赞皇和元氏交界地区被边纵战士用机枪击落，其余两架仓皇逃走。
1941年11月29日，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第二分队一行30名战士从朝鲜义勇军总部所在地山西省辽县桐峪镇出发，跋山涉水来到元氏，和元氏军民并肩作战，谱写了一曲国际主义的悲壮战歌。
朝鲜义勇军白天打仗，晚上开展对敌宣传。他们利用夜色掩护，在敌人据点前用日语及朝鲜语（因日军中有朝鲜雇佣军）喊话，展开政治攻势。同时，义勇军战士还用中文、日文及朝鲜文三种文字书写抗战标语。
在朝鲜义勇军强大的宣传攻势下，日军士兵开始思乡恋亲、灰心厌战，甚至用自杀来对抗这场战争。面对这种情形，日军对朝鲜义勇军恨之入骨，到处搜寻义勇军的踪影，妄想消灭这支来自异国的特殊部队。但除了满街满墙的抗战标语，却找不到义勇军的踪影。
1941年12月11日，朝鲜义勇军到仙翁寨执行任务。他们刚刚端起碗正要吃饭，突然村外山头上的哨兵鸣枪报警：敌人进攻了！紧接着就有一发炮弹重重地落在村里头。枪声就是命令，义勇军战士立即抓起武器迅速奔向村东的山头，及时控制了制高点。义勇军战士居高临下集中火力痛击敌人。激战近一个小时，敌人拖上数具尸体携带伤员撤回了南佐。
1941年12月11日晚，朝鲜义勇军驻扎在元氏西部山区的胡家庄村。元氏县委决定第二天在胡家庄召开“双十二”（西安事变）纪念大会，朝鲜义勇军奉命担任大会的警戒任务。消息被暗藏的敌人获悉，日军集结500余人，附迫击炮一门、轻重机枪四挺，于12日凌晨在浓雾的掩护下，将胡家庄团团包围。在三道坡一带活动的县独立营一连发现了敌情，为掩护朝鲜义勇军和县政府机关突围，便向胡家庄突进以吸引敌人。
朝鲜义勇军为掩护抗日县政府的安全突围，与大于自己十几倍的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激烈战斗。在突围时，朝鲜义勇军战士在村口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在激战中，义勇队战士无不奋勇当先。队长金世光身负重伤，但仍挥臂在前，领导冲锋。指导员子弹打光后与敌人扭打在一起，结果寡不敌众被敌人刺死。炊事员两次负伤，始终不肯丢掉驮着粮食的牲口，从崖子上摔下来后不顾伤痛又爬上去牵着骡子跑。分队长孙一峰腿部负伤被敌俘获，临难时坚强不屈死不低头。战士朴哲东被俘之后视死如归，慷慨就义。
义勇军冲出第一道包围圈，在从第二道包围圈向外突围时，队长金世光用日语机智勇敢地与日军周旋。义勇军战士乘机抢占制高点，然后迅速冲出敌人的第二道包围圈。后增援部队赶到，反包围敌军，敌军伤亡惨重，慌忙撤退。
胡家庄战斗中，朝鲜义勇军孙一峰、朴哲东、韩清道、王现淳四名战士牺牲，金世光、金学铁二人重伤，金鑫、赵烈光二人轻伤。元氏军民沉痛地悼念着异国战士的英灵，并自发地抬着烈士遗体转移到赞皇县太行一地委驻地黄北坪，在那里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
2005年8月，元氏县委、元氏县人民政府与吉林延边作家协会、韩国实践文学社，在胡家庄建立金学铁、金史良抗日文学碑，纪念朝鲜义勇军在元氏抗战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
王倜是1944年至1945年的元氏日伪县长，而他作为中国的地下情报工作者的身份则鲜为人知。
王倜，原名王尹，曾用名王石隐、金壁等，辽宁省沈阳市人，1911年出生，北平大学法学院毕业。1937年1月，在西北军学兵队时，由尹先炳、孙陈楚二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同年5月，赴北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卢沟桥事变后，随同地下工作者王既白赴石家庄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任日伪石门公署教育局督学、教育科长等职。1940年赴河北省新河县任日伪县长，1944年调任元氏县日伪县长。1945年8月，力辞元氏县长之职，重赴石门伪公署任教育科长。年底受党组织派遣，赴东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71年3月19日不幸逝世，终年 62岁。
1944年7月，王倜调任元氏县日伪县长。抗战初期，元氏曾聚集了的正规军和杂牌军逾万人，专门从事制造摩擦、扰乱抗日的勾当。1940年后，这些军队多投降了日军，成为冀西各县的伪保安队。元氏县的伪保安队有500多人，全由这批人组成，大队长先是许陟九，后是魏永和，均为元氏人。他们肆意捕杀人和抗日积极分子，围攻、袭击抗日游击队，是彻头彻尾的汉奸，这样的反动武装存在，对革命不利，对抗日不利。王倜就任伪元氏县长后，就利用“县长”的权位有计划地削弱这支反动武装。在经济上，控制装备开支；组织上，在大队长之间、大队长与中队长之间制造内讧，使其彼此互不信任，矛盾迭起，以至发生内部火拼，使大队长许陟九在元氏无法立足。
1944年秋，驻元氏日军特别警备队15 人，在车站被联庄会的武装扣押。特别警备队系日军的特务组织，由中国人组成，队长由日本人担任。队长上村带领20多人携机枪、步枪（上刺刀）前往要人，联庄会架机枪占据炮楼相对，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日军驻元氏大队长木田、特别警备队队长上村找到王倜企图要挟。
王倜沉着冷静,历数特别警备队暴行，痛斥特务们的恶行，严厉声明：日军特务们的胡作非为激起了元氏人民的义愤，受惩治是罪有应得。王倜态度强硬，日军特别警备队被迫让步。15名特务被惩治后，没收所带的敲诈物品、物资后放回。
1945年夏，八路军在冀西发起元获战役。日伪军头目主张集中兵力，固守要点顽抗，以减少损失，保存实力。王倜则力主“不放弃一寸土地”，分兵把守据点，目的是分散敌人力量，使敌人各据点彼此自顾不暇，反攻三天，我军全歼仙翁寨、北沙滩、南正、孔村、南佐等敌人400余名，解放了元氏以西大片土地，为元氏人民解放作出了贡献。
王倜在元氏做地下工作期间，还将大量盖有伪县署公章的空白信交给党组织，为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活动提供了极大方便。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同志的这首《青松》正是王倜等人的写照。
（本文文字内容及图片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元氏县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世界十大顶级家族第一名在中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排最后
在世界历史上，家族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结成的亲属集团，也可以称作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是用夫妻关系与亲子女关系构成的最小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不断维持着最直接的人类社会的延续性，并形成家族体系。对于历史悠久的人类社会，诞生过无数影响时代进程的家族。在笔者看来，以下十大家族，在世界历史发展中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一部《货币战争》，让无数人们对这个家族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迹于19世纪初，在创始人梅耶·罗斯柴尔德的领导下，其和五个儿子在欧洲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金融王国。鼎盛时期，这个家族翻云覆雨的力量甚至左右国际战争的走向。
金雀花王朝源自于法国，并在12世纪开始对英格兰的统治。金雀花王朝的正式君王有八位，统治着1154年—1399年的英格兰。在最鼎盛的时期，这个家族拥有着从比利牛斯山到苏格兰边境的广大统治版图，由此，后人也用“安茹帝国”来形容该时期的英格兰王国。
对于尼赫鲁·甘地家族，其名字可以说印度“圣雄”甘地的杰作。在印度，尼赫鲁来自于高贵的婆罗门。不过，这个家族的独生女英迪拉却与异教的拜火教徒结婚，为此，“圣雄”甘地给了他们“甘地”的姓，“尼赫鲁·甘地家族”的称呼就这样诞生了。在这个显贵的家族中，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成为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在2004年的印度大选中，该家族年仅34岁的拉胡尔·甘地当选印度人民院（下院）议员，像他的祖辈、父辈一样，又开始投身于印度的政坛。
公元前27年—公元68年，儒略·克劳狄王朝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至于这个家族的名字，是由于统治者通过婚姻关系分别来自于儒略和克劳狄这两个家族而得名。一共经历屋大维等五位皇帝，统治了罗马帝国近百年。
朱元璋推翻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统治，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至于明朝的名字来历，有说法是因为朱元璋在寺院当过和尚，所以他命名新近建立的王朝为大明王朝，取其明亮之意。在明朝时期，朱姓大约有186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2%，列为第十一位。
哈布斯堡家族源自于日耳曼人，1273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一世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38年开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由哈布斯堡家族世袭。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结束。
13世纪到17世纪间，这个原本靠着贩卖纺织品起家的家族，将资本投身到银行和金融行业，并为现代银行体系的形成做出重要贡献。麦地奇家族统治佛罗伦斯这座城堡般的城市期间，将其经济、政治和艺术发展至巅峰之境，并促进了文艺复兴的发展。
沙特家族，也被称为沙特阿拉伯。16世纪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纳季德地区的统治家族。这个家族的名字是由于其酋长名沙特。作为统治阿拉伯半岛的三大贵族家族之一，是至今仍统治着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王族。
孔氏家族，是有同一始祖孔子逐渐繁衍下来而形成的庞大家族，素有“天下第一家”的美誉。历代封建王朝都以尊崇孔子和宣扬儒学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思想基础。自公元1055年，宋仁宗封孔府主人为世袭“衍圣公”之后的800多年间，孔氏家族一直享受着这种荣誉。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许多显赫一时的豪门大户，但是，只有孔氏家族历经了两千五百多年，却仍是谱系井然，并且世受封爵，享尽了封建的富贵，至今而不衰。
点燃冀中革命星星之火
李雪峰(1907-2003)，原姓张，字柏枫，山西省永济市人，1933年加入中国。曾任山西省工委宣传部部长，1936年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书记。1937年1月调往石家庄，任直中特委书记，“七七”事变后兼任平汉线月，同省委、特委和石家庄市委的部分干部和党员转入太行山区坚持抗战，任晋冀豫省委组织部部长，1938年后任省委书记，太行区党委书记。对开辟抗日根据地作出很大的贡献。
黎玉（1906-1986），曾用名李兴唐、李嘉年。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1931年秋，顺直省委派其到石家庄工作，先任保南市委(亦称石家庄中心县委)书记，后任第一届直中特委书记。
王卓如（1911-1991），河南省内黄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1933年至1935年任直南特委巡视员，后任直南特委宣传部部长、游击队司令员兼政委；1936年直南暴动失败后，到石家庄任直中特委书记、宣传部部长。
袁致和（1904-1971），山西省高平市人。1926年加入中国。1932年底调来石家庄工作，任直中特委组织部长，后任职工部长，在井陉煤矿、大兴纱厂领导工人运动。1933年3月直中特委遭破坏，张梅村赴省汇报后，任代理特委书记，率领特委部分人员转移至藁城县坚持斗争。
直中特委是石家庄特别区委员会的简称，是以石家庄为中心，活动于周围十几个县的地区性地方党委。1931年10月到1937年10月，直中特委先后断断续续活动了六年，是这一时期石家庄地方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机关。在河北省委的领导下，尽管受到反动派的残酷，特委本身及其所属组织曾屡遭破坏，仍然坚持组织和发动工人、农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为我党领导冀中地区人民开展全面抗战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在石家庄大地上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1921年中国建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李大钊、赵世炎主持的北京区执委——北方区执委的领导下，石家庄地区各县地方党组织相继创建，党的力量得到较快的发展，工农革命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发展。
1927年，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相继在上海、武汉发动屠杀人的“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两党的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在北方，奉系军阀与蒋介石、汪精卫遥相呼应，大肆屠杀人和革命群众，逮捕大批员和革命者，并公然以绞刑杀害了中国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等19名革命者，毁掉了北方区执委。这一时期，石家庄地方党组织也遭受严重破坏，到1927年底，石家庄市区正太、京汉、大兴纱厂等党组织无一幸存，周边县党组织活动逐步转入地下，工作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
1927年5月，组建了顺直临时省委，并于8月1日在天津正式成立顺直省委。
为应对叛变革命对我党造成的破坏和损失，1928年3月，顺直省委作出尽快恢复石家庄“正太、京汉、大兴纱厂等支部”“在井陉、正丰煤矿工人中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党的组织要向市郊农村扩展延伸，建立农村党支部”等决策。
1928年7、8月间，受顺直省委的派遣，邢克让来石家庄组建了石家庄市委，市委书记由正太铁路总机厂工人陈梅生担任，组织部部长是邢克让，宣传部部长是晋军驻石部队中做地下工作的党员李卓然，委员还有张大中和李清寒。这是石家庄市第一届党的市委，但它不领导各县党的组织。
1928年底，正定县委书记阎廷弼赴顺直省委受训期满后，奉命回石家庄组建了同石家庄市委是平行关系的正定中心县委，机关设在石家庄市大桥街西裕里23号。书记是阎廷弼，组织部部长魏哲甫、委员柏长青、赵玉祥。中心县委与正定、元氏、井陉、藁城等县党组织建立了联系。
1929年2月，顺直省委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发出《关于中心工作及改进各级关系》的文件。文件指出，各地一律直属省委的指导不便工作，建立中心市委统一领导周边县、市党的工作。按照省委指示，邢克让将石家庄市委与正定中心县委合并，建立石家庄中心市委。中心市委直接领导石家庄市、井陉煤矿和井陉、晋州、深泽、饶阳、正定、元氏、安平、藁城、赞皇、赵县等14个县党的工作。石家庄中心市委的建立，使石家庄地区有了城市与农村统一的地区性党的领导机构。
1929年3月，石家庄中心市委书记邢克让被反动当局通缉，4月底被调回省委另分配工作，中心市委书记由阎廷弼代理。6月，顺直省委遭到大破坏，正定县委给省委的一份报告落入敌手，敌人即按报告中所透露的名单，除将正定县委负责人及一批干部逮捕外，也于7月29日在石家庄将阎廷弼逮捕。石家庄中心市委遭到破坏，所属党组织与上级党委失去了联系。
石家庄中心市委遭破坏后，1929年10月，顺直省委派李培良到石家庄恢复党的组织，组建了石家庄临时特别支部。但由于李培良不久被调回天津，党的工作基本上未开展起来。此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石家庄地区再次没有了统一的地区性地方党组织，各县、市党的组织长期处于单独活动中。
1930年5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爆发。秋后奉军联合蒋介石攻打阎锡山，阎锡山退出河北，一直撤回娘子关内，张作霖奉军盘踞石家庄一带。军阀混战使反动派暂时放松了对地方的反动统治，顺直省委抓住这一时机，于同年10月派柏长青，以理发匠的身份作掩护，到石家庄恢复直中党组织领导机关。
柏长青到石家庄后，首先找到原中心市委委员、正太铁路工人党员陈梅生、李汉儒、王才，开始工作。随后省委又派来了王怀德和曹振华。经省委批准，建立了直属省委领导的、负责管辖直中各市县党组织的保南市委(亦称石门中心市委、石家庄中心县委)，其分工为：书记柏长青、组织部部长陈梅生、宣传部部长曹振华，委员王怀德、李汉儒负责工运。后不久，又成立了团的保南市委。1931年3月，省委派陆治国来任团的保南市委书记。
保南市委建立后，工作重点是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党团员共发展到30人左右，可靠群众20人左右。市委首先通过各种关系，同原石家庄中心市委下属的正定、藁城、井陉、获鹿、元氏、赵县等县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接着又发展了一些新的组织：1930年冬，柏长青亲自到赞皇，协助创建了赞皇区委。1931年的4月和7月，分别将无极和新乐二县党的组织关系从保属特委接过来。1931年冬，正定七中学生党员在灵寿创建了一支党组织，并于1932年初建立了县委，也归属保南市委领导。这样，保南市委的管辖范围即达到了一市十县，包括正定、井陉、元氏、赵县、无极、新乐、灵寿7个县委，获鹿、赞皇两个区委，和藁城县一些支部。
1931年9月，河北省委(1930年12月23日中央决定撤销顺直省委，成立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派李嘉年(即黎玉，曾用名李兴唐)到保南市委检查工作。李嘉年到达石家庄后，按照省委指示，担任了保南市委书记，柏长青改任组织部部长。这时，石家庄地区各级党组织大多数已经恢复起来，工作日趋活跃。鉴于这个情况，保南市委经过研究，认为河北省各地都有特委组织，石家庄地区建立特委是适宜的。于是，李嘉年即向省委报告，建议成立直中特委。1931年10月5日，省委批准了李嘉年的报告，撤销保南市委，正式成立了直中特委。团的保南市委也同时改为团的直中特委。李嘉年任书记，柏长青任组织部部长，王怀德任职工委员，陆治国任团特委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整个国家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国人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刚刚成立的直中特委迅速组织开展反蒋抗日活动。
首先是组织和领导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大宣传。尤其是青年学生发动得更为充分，凡是有党团组织的学校全都活动了起来。藁城乡师的师生，为反对当局阻挠抗日宣传活动，曾开展了大规模的斗争。正定七中、八师的广大师生，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冲破学校反动势力的阻挠，倾巢而出，停课分赴周围各县，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抗日宣传。
其次，组织开展反抗反动统治斗争。1932年春节前，特委发出开展年关斗争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发动工人要“花红”，要双薪；发动贫民要救济，分粮吃大户，抗捐抗税抗摊派等；组织工人、农民对资本家和地主进行了斗争。同年3月7日，在直中特委支持下，赞皇区委组织领导了数千名农民参加的反对反动政府摊派杂税的“三七”请愿大，冲击了县政府。1932年4、5月间，正定七中党团组织组织了一次反蒋集日飞行集会。
1932年6月、8月，先后两次组织慈峪暴动，以灵寿县党组织为主，正定、新乐等县党组织积极配合，共组织了一千多人的队伍与保卫团打游击，先后共进行了六天五夜的周旋与战斗。后终因五县保卫团联合围剿，寡不敌众，暴动失败。
1933年1月，特委组织了井陉矿工年关“争红利”斗争，取得了胜利；组织大兴纱厂工人争年终双薪斗争，取得部分胜利。
此外，特委还曾派人争取驻守灵寿一带的土匪武装刘桂堂部转化为革命武装，但没有成功。
直中特委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警觉，敌人开始更加残酷地对革命进行。
1932年春，特委工作人员曾多次察的查访。柏长青还曾遭到敌人抓捕，幸而逃脱。因此，特委向省委作了报告，为防万一，请求省委调换直中特委领导成员。经省委同意，柏长青和王怀德于同年4月份先后调走；复派清华大学学生李耕田来接直中特委工作。
1932年6月，李耕田受省委派遣来直中接替李嘉年担任特委书记时，特委的工作人员除李嘉年和傅贯一外，只有张子华和苏风德二人。但当李嘉年与傅贯一交代工作后将调走之际，二人双双遭敌逮捕，特委工作陷于紧张。
李耕田一开始就接受了省委关于在灵寿建立红色根据地的指示，所以他与苏凤德在艰难处境下批准了灵寿县委关于举行慈峪暴动的请示，并指挥了6月23日的第一次慈峪暴动。因被敌人发觉，未能行动起来。
随后，特委总结了暴动失败的教训，认为原因之一是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于是，便请示省委派一名懂军事的工作人员来。不久，省委派张梅村来特委工作。此后，特委的工作重点是准备举行第二次慈峪暴动。
1932年8月21日举行的第二次慈峪暴动，由张梅村亲自指挥，灵寿县慈峪区委书记马文跃任敢死队长。这次暴动因敌强我弱而失败后，大批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灵寿县委和大部分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党的组织活动基本停止。
第二次慈峪暴动失败之后，特委从1932年10月到1933年1月，先后用了近三个月时间筹备组织了包括正定、新乐、行唐、灵寿、藁城在内的“五县农民联合暴动”。特委计划通过这一暴动武装农民，建成正式的红军游击队，把队伍拉到灵寿、行唐一带太行山区，开辟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
“五县农民联合暴动”筹备期间，特委机关人员得到充实和加强。到年底，省委又派袁致和来直中特委任职工部长。通过筹备，确定特委军委书记张梅村担任暴动总指挥，组织部部长魏儒略担任政治部主任，郭芳任第三纵队政委，负责行唐县暴动队伍的指挥。特委还将邢克让邀来，参加了暴动的组织领导。
1933年1月中旬，“五县农民联合暴动”准备行动前夕，由于地主告密，对暴动，使暴动未成。从此，员被抓捕，革命局势急转直下。3月17日，特委书记李耕田在石家庄被捕，身上携带的召集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开会的通知书，被敌人搜去，使整个直中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及骨干分子遭到抓捕。直中特委及各级党组织先后被捕80多人，其中各级组织负责同志和骨干分子40多名，直中特委所属各级党组织绝大部分遭到破坏。
7月，由于石家庄形势异常紧张，直中特委同省委失去联系。于是，张梅村、张子华和苏风德先后离开石家庄，去找省委汇报工作；袁致和代理直中特委书记，与马玉堂、夏福海、魏华3人撤往藁城南部农村，坚持以临时直中特委的名义坚持活动。为了便于工作和增加人力，袁致和让爱人张侠村也来到临时直中特委工作，任秘书长。临时直中特委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坚持在藁城、赵县、栾城三县交界地带的农村活动，宣传群众、发展党员、恢复建立党的组织。
1933年秋，临时特委与省委建立了联系，白坚被派来代理团特委书记。1934年1月，省委派苏群到藁城接替袁致和的工作，袁被调任天津市委组织部部长。不久，苏群到天津同袁致和交接工作途中遭敌逮捕，临时特委同省委的关系又中断了。6月份，省委又派傅贯一找到了临时特委，并根据省委指示调宋侠村、白坚到省委另行分配工作。至此，临时特委才同省委有了正式关系，但此时特委工作陷入极度困难，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叫大老王的同志，党的工作主要由藁城中心县委领导。
1935年底，省委派担任直南特委书记的黎玉(李嘉年)兼任直中特委书记，但实际工作没有得到恢复。
1936年初，因直南暴动失败，直南党组织一些负责人到石家庄隐蔽活动。4月份，省委书记高文华，找到原直南党组织负责人张霖之、郭森等，委派他们组建了新的直中特委，张霖之任书记，郭森任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但他们的主要工作，仍是联系直南党组织失散的同志，只在直中建立了个别关系，全面工作未能开展。
6月底，张霖之调走，省委派王卓如任特委书记。这时，他同到直中恢复党的工作的傅贯一取得联系，加强了特委的领导力量。王卓如任书记兼宣传，郭森任秘书长，傅贯一任组织。此后，特委即同当时已经恢复组建起来的党的石家庄市工委(后改为市委)接上关系。同时，傅贯一也到赞皇，将两个工委合并组成赞皇县委，归特委领导。同年10月，省委派平山县党员曹镛到特委工作，他将平山县委的关系也接归直中特委领导。
1937年初，郭森调走，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省委领导对直中特委进行了调整：一是李雪峰调来任特委书记，王卓如改任宣传部部长；二是将李德仲领导的定藁无中心县委，交由直中特委领导，同时调李德仲到特委任秘书长。特委工作人员的分工是：李雪峰主持全面工作，王卓如重点抓石家庄市的工作，李德仲负责同平山党组织联系，傅贯一抓赞皇工作。
1937年5月前后，形势日趋紧张。中央决定将河北省委一分为二，分别成立敌后河北省委(驻天津)和平汉线省委(驻石家庄)。平汉线省委管辖保定以南的保属、直中、直南、直鲁豫四个特委，李菁玉为书记，刘秀峰为组织部部长兼保属特委书记，李雪峰为宣传部部长兼直中特委书记，李德仲为秘书长，杨秀峰为委员，朱为军事委员，薛振彦为青委。机关设在石家庄市，同直中特委合署办公。
平汉线省委建立后，迅速贯彻了中央白区代表会议精神，主要是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9月中旬(13日至16日之间)，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就坚持华北抗战、协同作战等问题，从太原到保定同驻军将领徐永昌谈判。周恩来、彭德怀等一行途经石家庄时，在石门各界救国会召开群众欢迎大会上，周恩来、彭德怀讲了话，号召大家团结抗日，对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以极大鼓舞和支持。
9月中旬，省委、特委和石家庄市委，一起迁到井陉。原计划要在这里依托山区，发动群众，组织武装队伍，开展游击战争。但这时，日本侵略军加紧进攻，24日保定失陷，并在继续南侵。同时，从整个局势分析，全面抗战的形势已经展开，为了更好地深入农村，开辟敌后根据地，组织和发动群众，实行持久抗战，根据中央北方局指示，10月初，省委和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以李德仲和栗再温为首，带一部分人员去平山，组建晋察冀冀西特委；其余大部分人员去阳泉转晋东南一带开辟工作。至此，直中特委使命光荣结束。
直中特委艰难奋斗的6年间，在恢复发展党组织、宣传抗日救国、反对黑暗统治等工作中，建立了不朽功绩，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瓦窑堡会议后，党的白区工作重点也已转变为：隐蔽党的组织，利用公开的群众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党的影响。据此，直中特委利用比较进步的东北军黄显声师驻守石家庄的有利条件，同黄显声师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得到支持，组织了石门各界抗敌后援会、石门青年抗敌救国会、工人抗敌救国会、商人抗敌救国会等，利用各种形式，如组织歌咏队、话剧团、跑步队，进行募捐活动，以及组织出版《北风》《北光》《正言报》《商报》《大家来唱》等报刊，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空气之浓，规模之广，声势之大，前所未有。
直中特委从建立之初，只管辖10县1市党的工作，到1933年实际工作范围达到了13县1市。直中特委及所属各级党组织虽然反复被敌人破坏，但愈挫愈勇，一次次从失败中站起，坚定前行，在挫折中经受锻炼，在困境中不断壮大。
在筹谋“五县农民联合暴动”工作中，正定、藁城、新乐、行唐交界的广大农村，党的组织迅速发展，仅据新乐统计，党员数量在数月之内，即由300余名增至600余名。
在“五县农民联合暴动”失败后，临时直中特委坚持在藁城、赵县、栾城三县交界地带的农村活动，很快将三县交界地带农村党的组织恢复起来，还组建了统管三县党组织的藁城中心县委。在藁城(主要是藁南)建了4个中心党支部和70多个党支部，发展党员500多名、团员600多名；在赵县北部6个村建立了党支部，党员发展到60多名；在栾城也发展党员100余名。
直中特委虽然在反动派的刀丛血雨中穿行，但却组织领导群众开展一系列有声势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如，1932年的正定七中、八师的广大师生为期三个多月的抗日宣传斗争；1933年藁南一带农民的拾秋拾花斗争，说理抗债、抗捐抗税，夺取村政权斗争；1935年的赞皇县“三七”请愿；石家庄地区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等等。这一系列斗争教育群众、锻炼群众，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火种，壮大了革命力量。
当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时，直中特委以其卓绝工作，已经给石家庄这片热土打上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底色。
（李霞、王利利为本报特约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图片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英美日德文化常识（美德日中文化差异主要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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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性质称为国体，具体的说，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统治阶级的性质决定着国家的性质。
国体即国家的阶级本质，它是由社会各阶级、阶层在国家中的地位所反映出来的国家的根本属性。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阶级、各阶层在国家中所处的统治与被统治地位；二是各阶级、阶层在统治集团内部所处的领导与被领导地位。
所谓政体，就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指统治阶级采取何种形式去组织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政体是与国体相适应的。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力量对比等具体情况的不同，国体相同的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政体，但都体现同一特定阶级的专政。如资产阶级国家有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内阁制和总统制）等不同政体。
美国政体，从大的方面说，没有君主，是实行共和制的国家。美国共和制的特点是实行三权分立，但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机构中，又以掌握行政和军事大权的总统为核心。因此美国政体是“总统制共和制”。
议会制 a 议会共和制 德国，意大利，印度等 b 议会君主制 英国，荷兰，西班牙，泰国等
总统制的总统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掌握实权；政府不对议会负责(由总统领导)
议会制共和制的总统由选举产生，是象征性的，是国家元首，但不是政府首脑；内阁（或称议会）对政府负责
议会君主制的元首是世袭君主，是国家元首，但不是政府首脑；内阁（或称议会）同样要对政府负责
瑞士等国家则实行集体元首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元首是国家实际说形式上的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是国家机关体系中实质上或想争地居于首脑地位的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元首的实际职权都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但在形式上又分为个人元首制和集体元首制。
附4 我国近似于集体元首制，但从严格意义上，由于由国家主席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构成的国家权力机关权力已近远远超出了现代国际通认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所应有的权力。
1、论点（证明什么）论点应该是作者看法的完整表述，在形式上是个完整的简洁明确的句子。从全文看，它必能统摄全文。表述形式往往是个表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句，是明确的表态性的句子。
A．把握文章的论点。 中心论点只有一个（统率分论点）⑴明确：分论点可以有N个（补充和证明中心论点）
⑵方法①从位置上找：如标题、开篇、中间、结尾。②分析文章的论据。（可用于检验预想的论点是否恰当）③摘录法（只有分论点，而无中心论点）
2、论据（用什么证明）⑴论据的类型：①事实论据（举例后要总结，概述论据要紧扣论点）；②道理论据（引用名言要分析）。
⑵论据要真实、可靠，典型（学科、国别、古今等）。⑶次序安排（照应论点）；⑷判断论据能否证明论点；⑸补充论据（要能证明论点）。
⑴论证方法 （须为四个字）①举例论证（例证法）事实论据记叙②道理论证（引证法和说理）道理论据 议论
③对比论证（其本身也可以是举例论证和道理论证）④比喻论证 比喻在说明文中为打比方，散文中为比喻。
⑵分析论证过程：①论点是怎样提出的；②论点是怎样被证明的（用了哪些道理和事实，是否有正反两面的分析说理）；③联系全文的结构，是否有总结。
4、议论文的结构⑴一般形式：①引论（提出问题）―――②本论（分析问题）―――③结论（解决问题）。
英美日德，台港澳每逢年过节时门口都挂国旗，这是自愿的？还是和某个国家一样强迫的？
南达科它级：南达科他号bb57、印第安那号bb58、马萨诸塞号bb59、亚拉巴马号bb60
衣阿华级：衣阿华号bb61、新泽西号bb62、密苏里号bb63、威斯康星号bb64
阿拉斯加级：阿拉斯加号cb1和关岛号cb2。（超大型巡洋舰？/战列巡洋舰？）
美国海军战列舰总体来说以内华达级（采用“亦有亦无”的部分装甲防护）和北卡罗来纳级（采用“装甲围舱”的匣式结构）做为战舰设计上的分水岭呈渐进式的发展。 _
战争期间损失了亚利桑那号和俄克拉荷马号战舰，以及靶舰犹它号。全部是在珍珠港损失的。
太平洋战争中各型战舰的任务进行了重新划分，以北卡罗来纳级为界，新型快速战列舰的主要任务是为航空母舰提供对空掩护。旧型战列舰的主要任务是支援两栖作战。
阿肯色号，1946年作为爆炸靶舰沉没。残骸位于比基尼环礁内，为美国财产
纽约号，在比基尼实验中严重受损。1948年作为靶舰在珍珠港外海沉没。残骸位置在北纬49度48分，西经158度32分24秒，水面下1200米处。残骸为美国财产
内华达号，1948年作为靶舰在珍珠港外海沉没。残骸位于北纬58度，西经159度17分，水下1300米处。为美国财产
俄克拉荷马号，1941年在珍珠港被炸倾覆。1943年浮扬，1946年出售给拆船公司。拖回美国本土途中遇风浪沉没
宾夕法尼亚号，在比基尼实验中严重受损。1948年作为靶舰沉没。残骸在夸贾林环礁内，为美国财产
大和级是历史上最大的战列舰，号称世界第一战列舰。大和级两舰均是在挨了三十枚左右的炸弹及鱼雷才沉没的。
日军战列舰在战争期间除长门号以外全部沉没。其中扶桑号毁于炮战；比睿号、雾岛号炮战受重创在空袭的威胁下自沉；金刚号、山城号被鱼雷击沉； 榛名号、大和号、武藏号被航空兵击沉。 陆奥号毁于事故。 三十年代以来日本只有大和级两艘服役，看看美军二战中服役的战舰数量，日军岂有不败之理。
长门级、大和级在大战期间惟恐被击沉而挫了士气很少出战（戏称柱岛舰队），扶桑级、伊势级过于老旧很少投入一线，却只有金刚级这种日军中最老式战列舰驰骋大样，原因也是航速和续航力。另外日军战列舰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异常高大的宝塔式多层上层建筑和桅杆。很好辨认。
比睿号：1942年11月13日在萨沃岛海战中被美国巡洋舰队重创，次日遭美国飞机攻击，被迫自沉；
雾岛号：1942年11月13日在所罗门群岛附近海域夜战中被美国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战列舰重创，次日被迫自沉；
伊势号：1945年7月28日在吴港附近海域被美国舰载机击沉，1947年打捞解体；
日向号：1945年7月28日在吴港附近海域被美国舰载机击沉，1947年打捞解体；
长门号：1944年10月莱特湾海战中被美国舰载机重创，停泊在横须贺一直未能修复，战后作为战争赔偿交付美国，1946年7月29日在比基尼环礁爆炸试验a试验中倾覆沉没；
大和号：1945年4月7日冲绳天号作战途中在九州坊之岬附近海域被美国舰载机击沉；
武藏号：1944年10月24日莱特阿号作战途中在锡布延海被美国舰载机击沉。
施莱辛号 schlesien：作为布雷舰使用。战争末期在施韦内明德搁浅作为岸炮台。战后解体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 schleswig-holstein：被炸沉，残骸打捞起来后赔偿给苏联
德意志（吕佐 lutzow）号：1945年在施韦内明德凿沉。战后由苏联打捞解体
舍尔海军上将号 admiral scheer：在基尔的德意志工厂被炸倾覆。战后解体
格奈森瑙号 gneisenau：1945年在格丁尼亚港凿沉。1947年由波兰解体
德国海军战舰因为要面对大量的英国舰队,所以在设计理念上与其他各国略异,基本上可以归纳出几个特点：
装甲厚：因为火力，机动力与防御力中很难三者兼顾，德舰采重装甲主义是牺牲火力来换取的，多一门炮不一定打得到敌军，多一寸装甲可以抵挡多发敌舰的炮弹。
速度快：德舰拥有世界一流的引擎，因为数量居于劣势，有较高的速度才能采用打带跑战术，否则英军玩起一换一战术，德舰就被耗光了。
火控优良：精度奇佳的光学瞄准仪与雷达，配合其火炮优良的冶金技术，炮击的威力与准度相当可观。
外观相似：德国受凡尔赛条约限制军备，故虽在造舰技术上虽有先进的理论，却缺乏实务经验，故其船舰设计略嫌保守，每型船舰都像是同一版本的不同比例，外观都差不多。
英国在一战结束至二战前投入建造的条约型战列舰为了追求防护性能从而导致在航行性能上都有重大的缺憾，这和英国国力衰退有很大关系。
开战时英国战列舰队以一战时服役的两级战列舰为中坚，在战争中这种老式战舰不断改进在护航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战争期间共损失5艘，巴勒姆号、皇家橡树号被u艇击沉；威尔士亲王号、反击号战列巡洋舰、铁公爵号舰艇母船被航空兵击沉；胡德号炮战中被击沉。其余在战后相继拆除（英国佬对那些有功于他们的东西都挺狠的，无论是居功至伟的丘吉尔首相还是战功卓著的厌战号战列舰，过河就拆桥，使完便抛弃）。
厌战号：1947年12月出售解体，在拖往战列舰“屠宰场”的途中挣脱拖带的缆绳，在康沃尔郡海岸搁浅（比较不屈不挠）。不过后来还是就地拆解了；
胡德号战列巡洋舰：1941年5月在追击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的战斗中战沉。
黎塞留级战列舰：黎塞留号、让?巴尔号（二战爆发时未完工）、克莱蒙梭号（二战爆发时在建）
法国的条约型战舰的主炮很有特色，主炮塔由两对双联炮组成一座四联装炮塔。双联炮是一个整体，许多部件两门共用，主炮装弹高低角没有限制，减轻了重量，提高了射速。法国条约型战舰（及英国纳尔逊级）的这种主炮排列方式，优点是装甲防护重点地带集中在军舰的中前部，可以减少全舰装甲的重量，缺点是主炮集中在一起，战时的战损率会增加；射击时存在死角。
可惜的是二战中法国在陆上败得太快，法军被德军秋风扫落叶般的打跨了，海军不但失去了表演的机会，还成为列强虎视耽耽的一块肥肉。战争期间损失8艘，战列舰布列塔尼号被英国舰队击毁，科尔贝号和巴黎号被英国“接管扣押”。战列舰海洋号、克莱蒙梭号被德军缴获，后被炸沉。战列舰普罗旺斯号、战巡敦刻尔克号、斯特拉斯堡号自沉。
利托里奥级：利托里奥号（后改叫意大利号）、维多里奥?威尼托号、罗马号、帝国号（在建） 意大利投入战争时三军备战不足，被英军夜袭塔兰托后意国海军更是没了精神，此后再未恢复元气。
意大利的战争潜力很差，资源也不足，举例来说加富尔级等战舰改装时的320mm主炮是用原装备的305mm炮铣成的；到了战争后期居然将战舰用来充当兵营！可见意国海军之窝囊。要说意国战舰的优点就是其381mm/50倍口径主炮的射程极长达到42,800米。
战争期间帝国号未能完工，后被德军虏获。恺撒号退役，加富尔号、罗马号被航空兵击沉。意大利号、威尼托号和恺撒号战后被分别赔偿给美、英、苏战胜国。
加富尔伯爵号 conte di cavour，1940年12月在塔兰托军港被英国飞机炸沉。1941年浮扬，拖到的里雅斯特船厂。修理工作从1943年初开始。1943年10月意大利退出战争后，船员将其自沉。德国将其打捞出水，1945年2月被美国飞机炸沉。
儒略?恺撒号 giulio caesar，1943年之后被盟国拘留在马耳他和苏伊士运河的大苦湖。战后作为战争赔偿移交给苏联，改名“新罗西斯克”号。1956年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内爆炸沉没。推测原因为触到二战遗留水雷。
杜里奥号 caio duilio，1943年意大利退出战争后被拘留在苏伊士运河。1944年后作为意大利海军训练舰使用。1956年退役，1958年解体。
安德列?多里亚号 andrea dolia，1943年意大利退出战争后被拘留在苏伊士运河。1944年后作为意大利海军训练舰使用。1956年退役，1958年解体。
利托里奥号 littorio，后改名意大利号 italia，在塔兰托空袭中受伤。1943年意大利退出战争后被拘留在苏伊士运河。根据联合国对意和约，于1947年解体。
维多里奥?威尼托号 vittorio veneto，在塔兰托空袭中受伤。1943年意大利退出战争后被拘留在苏伊士运河。根据联合国对意和约，于1948年解体。
罗马号 roma，1943年随意大利海军舰队驶往马耳他投降时，被德国炸沉。
帝国号 impero（未成舰），1943年9月被德国俘获，作为靶舰使用。1945年2月被美国炸沉，1947年打捞并拖往威尼斯近海搁浅。1950年解体。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原马拉号战列舰。战争期间作为浮炮台使用。在波罗的海配合红军进行岸轰任务。多次遭到德国轰炸，舰体损坏严重。1955年解体
甘古特号，原十月革命号战列舰。战争期间作为浮炮台使用。在波罗的海配合红军进行岸轰任务。1952年起作为训练舰使用。1957年解体
塞瓦斯托波尔号，原巴黎公社号战列舰。战争期间作为浮炮台使用。在黑海配合红军进行岸轰任务。1947年改为训练舰。1956年解体
君权号（阿尔汉格尔斯克号）：1944年获得，主要用来在北极航线年归还英国，同年解体。
1937年计划，主要是针对德国的新型主力舰而设计，共四艘，分别为狮，蛮勇，征服者，愤怒。前两艘于1939年4月开工，但在不列颠之战打响后因船厂屡遭轰炸而停工，后两艘也因此被取消。
阿尔萨斯级战列舰：1938年计划，黎赛留级改进型，共六艘，前四艘为阿尔萨斯，诺曼底，弗郎第埃，伯尔格诺，后两艘未命名。
g3战列巡洋舰1939年型：为了打击德国的海上袭击舰，英国急需高速主力舰，但由于时间紧迫，新舰没有重新设计，而是直接使用了1922年因华盛顿条约被放弃的g3战巡的资料，并用当时的最新技术进行了修改。改进内容包括更换新的主机，新的主，副炮，强化防护，加装雷达等等。改进后具体性能不详，不过其吨位应该和依阿华差不多。
H舰（兴登堡） 1939.7.15 布罗姆·福斯汉堡造船厂开工 1939年底停工
对战损的“彼得巴甫洛夫斯克”级进行改装，换装“飞剪”舰艏，拆除3号炮塔，加装各种口径高炮以加强防空。后由于发现如此改进和新造一艘差别不大，只好作罢。
“塞瓦斯托波尔”号 1939.11.5 列宁格勒“61公社社员”造船厂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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