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峰(1907-2003)，原姓张，字柏枫，山西省永济市人，1933年加入中国。曾任山西省工委宣传部部长，1936年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书记。1937年1月调往石家庄，任直中特委书记，“七七”事变后兼任平汉线月，同省委、特委和石家庄市委的部分干部和党员转入太行山区坚持抗战，任晋冀豫省委组织部部长，1938年后任省委书记，太行区党委书记。对开辟抗日根据地作出很大的贡献。

黎玉（1906-1986），曾用名李兴唐、李嘉年。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1931年秋，顺直省委派其到石家庄工作，先任保南市委(亦称石家庄中心县委)书记，后任第一届直中特委书记。

王卓如（1911-1991），河南省内黄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1933年至1935年任直南特委巡视员，后任直南特委宣传部部长、游击队司令员兼政委；1936年直南暴动失败后，到石家庄任直中特委书记、宣传部部长。

袁致和（1904-1971），山西省高平市人。1926年加入中国。1932年底调来石家庄工作，任直中特委组织部长，后任职工部长，在井陉煤矿、大兴纱厂领导工人运动。1933年3月直中特委遭破坏，张梅村赴省汇报后，任代理特委书记，率领特委部分人员转移至藁城县坚持斗争。

直中特委是石家庄特别区委员会的简称，是以石家庄为中心，活动于周围十几个县的地区性地方党委。1931年10月到1937年10月，直中特委先后断断续续活动了六年，是这一时期石家庄地方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机关。在河北省委的领导下，尽管受到反动派的残酷，特委本身及其所属组织曾屡遭破坏，仍然坚持组织和发动工人、农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为我党领导冀中地区人民开展全面抗战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在石家庄大地上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1921年中国建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李大钊、赵世炎主持的北京区执委——北方区执委的领导下，石家庄地区各县地方党组织相继创建，党的力量得到较快的发展，工农革命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发展。

1927年，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相继在上海、武汉发动屠杀人的“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两党的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在北方，奉系军阀与蒋介石、汪精卫遥相呼应，大肆屠杀人和革命群众，逮捕大批员和革命者，并公然以绞刑杀害了中国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等19名革命者，毁掉了北方区执委。这一时期，石家庄地方党组织也遭受严重破坏，到1927年底，石家庄市区正太、京汉、大兴纱厂等党组织无一幸存，周边县党组织活动逐步转入地下，工作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

1927年5月，组建了顺直临时省委，并于8月1日在天津正式成立顺直省委。

为应对叛变革命对我党造成的破坏和损失，1928年3月，顺直省委作出尽快恢复石家庄“正太、京汉、大兴纱厂等支部”“在井陉、正丰煤矿工人中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党的组织要向市郊农村扩展延伸，建立农村党支部”等决策。

1928年7、8月间，受顺直省委的派遣，邢克让来石家庄组建了石家庄市委，市委书记由正太铁路总机厂工人陈梅生担任，组织部部长是邢克让，宣传部部长是晋军驻石部队中做地下工作的党员李卓然，委员还有张大中和李清寒。这是石家庄市第一届党的市委，但它不领导各县党的组织。

1928年底，正定县委书记阎廷弼赴顺直省委受训期满后，奉命回石家庄组建了同石家庄市委是平行关系的正定中心县委，机关设在石家庄市大桥街西裕里23号。书记是阎廷弼，组织部部长魏哲甫、委员柏长青、赵玉祥。中心县委与正定、元氏、井陉、藁城等县党组织建立了联系。

1929年2月，顺直省委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发出《关于中心工作及改进各级关系》的文件。文件指出，各地一律直属省委的指导不便工作，建立中心市委统一领导周边县、市党的工作。按照省委指示，邢克让将石家庄市委与正定中心县委合并，建立石家庄中心市委。中心市委直接领导石家庄市、井陉煤矿和井陉、晋州、深泽、饶阳、正定、元氏、安平、藁城、赞皇、赵县等14个县党的工作。石家庄中心市委的建立，使石家庄地区有了城市与农村统一的地区性党的领导机构。

1929年3月，石家庄中心市委书记邢克让被反动当局通缉，4月底被调回省委另分配工作，中心市委书记由阎廷弼代理。6月，顺直省委遭到大破坏，正定县委给省委的一份报告落入敌手，敌人即按报告中所透露的名单，除将正定县委负责人及一批干部逮捕外，也于7月29日在石家庄将阎廷弼逮捕。石家庄中心市委遭到破坏，所属党组织与上级党委失去了联系。

石家庄中心市委遭破坏后，1929年10月，顺直省委派李培良到石家庄恢复党的组织，组建了石家庄临时特别支部。但由于李培良不久被调回天津，党的工作基本上未开展起来。此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石家庄地区再次没有了统一的地区性地方党组织，各县、市党的组织长期处于单独活动中。

1930年5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爆发。秋后奉军联合蒋介石攻打阎锡山，阎锡山退出河北，一直撤回娘子关内，张作霖奉军盘踞石家庄一带。军阀混战使反动派暂时放松了对地方的反动统治，顺直省委抓住这一时机，于同年10月派柏长青，以理发匠的身份作掩护，到石家庄恢复直中党组织领导机关。

柏长青到石家庄后，首先找到原中心市委委员、正太铁路工人党员陈梅生、李汉儒、王才，开始工作。随后省委又派来了王怀德和曹振华。经省委批准，建立了直属省委领导的、负责管辖直中各市县党组织的保南市委(亦称石门中心市委、石家庄中心县委)，其分工为：书记柏长青、组织部部长陈梅生、宣传部部长曹振华，委员王怀德、李汉儒负责工运。后不久，又成立了团的保南市委。1931年3月，省委派陆治国来任团的保南市委书记。

保南市委建立后，工作重点是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党团员共发展到30人左右，可靠群众20人左右。市委首先通过各种关系，同原石家庄中心市委下属的正定、藁城、井陉、获鹿、元氏、赵县等县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接着又发展了一些新的组织：1930年冬，柏长青亲自到赞皇，协助创建了赞皇区委。1931年的4月和7月，分别将无极和新乐二县党的组织关系从保属特委接过来。1931年冬，正定七中学生党员在灵寿创建了一支党组织，并于1932年初建立了县委，也归属保南市委领导。这样，保南市委的管辖范围即达到了一市十县，包括正定、井陉、元氏、赵县、无极、新乐、灵寿7个县委，获鹿、赞皇两个区委，和藁城县一些支部。

1931年9月，河北省委(1930年12月23日中央决定撤销顺直省委，成立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派李嘉年(即黎玉，曾用名李兴唐)到保南市委检查工作。李嘉年到达石家庄后，按照省委指示，担任了保南市委书记，柏长青改任组织部部长。这时，石家庄地区各级党组织大多数已经恢复起来，工作日趋活跃。鉴于这个情况，保南市委经过研究，认为河北省各地都有特委组织，石家庄地区建立特委是适宜的。于是，李嘉年即向省委报告，建议成立直中特委。1931年10月5日，省委批准了李嘉年的报告，撤销保南市委，正式成立了直中特委。团的保南市委也同时改为团的直中特委。李嘉年任书记，柏长青任组织部部长，王怀德任职工委员，陆治国任团特委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整个国家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国人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刚刚成立的直中特委迅速组织开展反蒋抗日活动。

首先是组织和领导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大宣传。尤其是青年学生发动得更为充分，凡是有党团组织的学校全都活动了起来。藁城乡师的师生，为反对当局阻挠抗日宣传活动，曾开展了大规模的斗争。正定七中、八师的广大师生，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冲破学校反动势力的阻挠，倾巢而出，停课分赴周围各县，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抗日宣传。

其次，组织开展反抗反动统治斗争。1932年春节前，特委发出开展年关斗争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发动工人要“花红”，要双薪；发动贫民要救济，分粮吃大户，抗捐抗税抗摊派等；组织工人、农民对资本家和地主进行了斗争。同年3月7日，在直中特委支持下，赞皇区委组织领导了数千名农民参加的反对反动政府摊派杂税的“三七”请愿大，冲击了县政府。1932年4、5月间，正定七中党团组织组织了一次反蒋集日飞行集会。

1932年6月、8月，先后两次组织慈峪暴动，以灵寿县党组织为主，正定、新乐等县党组织积极配合，共组织了一千多人的队伍与保卫团打游击，先后共进行了六天五夜的周旋与战斗。后终因五县保卫团联合围剿，寡不敌众，暴动失败。

1933年1月，特委组织了井陉矿工年关“争红利”斗争，取得了胜利；组织大兴纱厂工人争年终双薪斗争，取得部分胜利。

此外，特委还曾派人争取驻守灵寿一带的土匪武装刘桂堂部转化为革命武装，但没有成功。

直中特委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警觉，敌人开始更加残酷地对革命进行。

1932年春，特委工作人员曾多次察的查访。柏长青还曾遭到敌人抓捕，幸而逃脱。因此，特委向省委作了报告，为防万一，请求省委调换直中特委领导成员。经省委同意，柏长青和王怀德于同年4月份先后调走；复派清华大学学生李耕田来接直中特委工作。

1932年6月，李耕田受省委派遣来直中接替李嘉年担任特委书记时，特委的工作人员除李嘉年和傅贯一外，只有张子华和苏风德二人。但当李嘉年与傅贯一交代工作后将调走之际，二人双双遭敌逮捕，特委工作陷于紧张。

李耕田一开始就接受了省委关于在灵寿建立红色根据地的指示，所以他与苏凤德在艰难处境下批准了灵寿县委关于举行慈峪暴动的请示，并指挥了6月23日的第一次慈峪暴动。因被敌人发觉，未能行动起来。

随后，特委总结了暴动失败的教训，认为原因之一是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于是，便请示省委派一名懂军事的工作人员来。不久，省委派张梅村来特委工作。此后，特委的工作重点是准备举行第二次慈峪暴动。

1932年8月21日举行的第二次慈峪暴动，由张梅村亲自指挥，灵寿县慈峪区委书记马文跃任敢死队长。这次暴动因敌强我弱而失败后，大批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灵寿县委和大部分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党的组织活动基本停止。

第二次慈峪暴动失败之后，特委从1932年10月到1933年1月，先后用了近三个月时间筹备组织了包括正定、新乐、行唐、灵寿、藁城在内的“五县农民联合暴动”。特委计划通过这一暴动武装农民，建成正式的红军游击队，把队伍拉到灵寿、行唐一带太行山区，开辟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

“五县农民联合暴动”筹备期间，特委机关人员得到充实和加强。到年底，省委又派袁致和来直中特委任职工部长。通过筹备，确定特委军委书记张梅村担任暴动总指挥，组织部部长魏儒略担任政治部主任，郭芳任第三纵队政委，负责行唐县暴动队伍的指挥。特委还将邢克让邀来，参加了暴动的组织领导。

1933年1月中旬，“五县农民联合暴动”准备行动前夕，由于地主告密，对暴动，使暴动未成。从此，员被抓捕，革命局势急转直下。3月17日，特委书记李耕田在石家庄被捕，身上携带的召集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开会的通知书，被敌人搜去，使整个直中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及骨干分子遭到抓捕。直中特委及各级党组织先后被捕80多人，其中各级组织负责同志和骨干分子40多名，直中特委所属各级党组织绝大部分遭到破坏。

7月，由于石家庄形势异常紧张，直中特委同省委失去联系。于是，张梅村、张子华和苏风德先后离开石家庄，去找省委汇报工作；袁致和代理直中特委书记，与马玉堂、夏福海、魏华3人撤往藁城南部农村，坚持以临时直中特委的名义坚持活动。为了便于工作和增加人力，袁致和让爱人张侠村也来到临时直中特委工作，任秘书长。临时直中特委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坚持在藁城、赵县、栾城三县交界地带的农村活动，宣传群众、发展党员、恢复建立党的组织。

1933年秋，临时特委与省委建立了联系，白坚被派来代理团特委书记。1934年1月，省委派苏群到藁城接替袁致和的工作，袁被调任天津市委组织部部长。不久，苏群到天津同袁致和交接工作途中遭敌逮捕，临时特委同省委的关系又中断了。6月份，省委又派傅贯一找到了临时特委，并根据省委指示调宋侠村、白坚到省委另行分配工作。至此，临时特委才同省委有了正式关系，但此时特委工作陷入极度困难，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叫大老王的同志，党的工作主要由藁城中心县委领导。

1935年底，省委派担任直南特委书记的黎玉(李嘉年)兼任直中特委书记，但实际工作没有得到恢复。

1936年初，因直南暴动失败，直南党组织一些负责人到石家庄隐蔽活动。4月份，省委书记高文华，找到原直南党组织负责人张霖之、郭森等，委派他们组建了新的直中特委，张霖之任书记，郭森任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但他们的主要工作，仍是联系直南党组织失散的同志，只在直中建立了个别关系，全面工作未能开展。

6月底，张霖之调走，省委派王卓如任特委书记。这时，他同到直中恢复党的工作的傅贯一取得联系，加强了特委的领导力量。王卓如任书记兼宣传，郭森任秘书长，傅贯一任组织。此后，特委即同当时已经恢复组建起来的党的石家庄市工委(后改为市委)接上关系。同时，傅贯一也到赞皇，将两个工委合并组成赞皇县委，归特委领导。同年10月，省委派平山县党员曹镛到特委工作，他将平山县委的关系也接归直中特委领导。

1937年初，郭森调走，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省委领导对直中特委进行了调整：一是李雪峰调来任特委书记，王卓如改任宣传部部长；二是将李德仲领导的定藁无中心县委，交由直中特委领导，同时调李德仲到特委任秘书长。特委工作人员的分工是：李雪峰主持全面工作，王卓如重点抓石家庄市的工作，李德仲负责同平山党组织联系，傅贯一抓赞皇工作。

1937年5月前后，形势日趋紧张。中央决定将河北省委一分为二，分别成立敌后河北省委(驻天津)和平汉线省委(驻石家庄)。平汉线省委管辖保定以南的保属、直中、直南、直鲁豫四个特委，李菁玉为书记，刘秀峰为组织部部长兼保属特委书记，李雪峰为宣传部部长兼直中特委书记，李德仲为秘书长，杨秀峰为委员，朱为军事委员，薛振彦为青委。机关设在石家庄市，同直中特委合署办公。

平汉线省委建立后，迅速贯彻了中央白区代表会议精神，主要是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9月中旬(13日至16日之间)，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就坚持华北抗战、协同作战等问题，从太原到保定同驻军将领徐永昌谈判。周恩来、彭德怀等一行途经石家庄时，在石门各界救国会召开群众欢迎大会上，周恩来、彭德怀讲了话，号召大家团结抗日，对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以极大鼓舞和支持。

9月中旬，省委、特委和石家庄市委，一起迁到井陉。原计划要在这里依托山区，发动群众，组织武装队伍，开展游击战争。但这时，日本侵略军加紧进攻，24日保定失陷，并在继续南侵。同时，从整个局势分析，全面抗战的形势已经展开，为了更好地深入农村，开辟敌后根据地，组织和发动群众，实行持久抗战，根据中央北方局指示，10月初，省委和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以李德仲和栗再温为首，带一部分人员去平山，组建晋察冀冀西特委；其余大部分人员去阳泉转晋东南一带开辟工作。至此，直中特委使命光荣结束。

直中特委艰难奋斗的6年间，在恢复发展党组织、宣传抗日救国、反对黑暗统治等工作中，建立了不朽功绩，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瓦窑堡会议后，党的白区工作重点也已转变为：隐蔽党的组织，利用公开的群众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党的影响。据此，直中特委利用比较进步的东北军黄显声师驻守石家庄的有利条件，同黄显声师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得到支持，组织了石门各界抗敌后援会、石门青年抗敌救国会、工人抗敌救国会、商人抗敌救国会等，利用各种形式，如组织歌咏队、话剧团、跑步队，进行募捐活动，以及组织出版《北风》《北光》《正言报》《商报》《大家来唱》等报刊，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空气之浓，规模之广，声势之大，前所未有。

直中特委从建立之初，只管辖10县1市党的工作，到1933年实际工作范围达到了13县1市。直中特委及所属各级党组织虽然反复被敌人破坏，但愈挫愈勇，一次次从失败中站起，坚定前行，在挫折中经受锻炼，在困境中不断壮大。

在筹谋“五县农民联合暴动”工作中，正定、藁城、新乐、行唐交界的广大农村，党的组织迅速发展，仅据新乐统计，党员数量在数月之内，即由300余名增至600余名。

在“五县农民联合暴动”失败后，临时直中特委坚持在藁城、赵县、栾城三县交界地带的农村活动，很快将三县交界地带农村党的组织恢复起来，还组建了统管三县党组织的藁城中心县委。在藁城(主要是藁南)建了4个中心党支部和70多个党支部，发展党员500多名、团员600多名；在赵县北部6个村建立了党支部，党员发展到60多名；在栾城也发展党员100余名。

直中特委虽然在反动派的刀丛血雨中穿行，但却组织领导群众开展一系列有声势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如，1932年的正定七中、八师的广大师生为期三个多月的抗日宣传斗争；1933年藁南一带农民的拾秋拾花斗争，说理抗债、抗捐抗税，夺取村政权斗争；1935年的赞皇县“三七”请愿；石家庄地区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等等。这一系列斗争教育群众、锻炼群众，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火种，壮大了革命力量。

当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时，直中特委以其卓绝工作，已经给石家庄这片热土打上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底色。

（李霞、王利利为本报特约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图片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